1921 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的埃及学家无意间创造了一种宗教。
默里写了一本书，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个词条，声称 16 至 17 世纪的女巫审判针对的是真正的女巫——一个崇拜有角神灵、源于基督教之前并延续下来的生育崇拜教派。然而，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些审判的历史学家早已彻底推翻了这一理论。
但奇怪的是，相信默里虚构历史的人开始照着去做，仿佛这个灵性运动确实存在一样。英国神秘学家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甚至声称自己曾被引入这样一个古老的集会。而他实际上做的，不过是从共济会、仪式魔法和默里的杜撰中拼凑出一个新宗教。他称之为巫术（witchcraft），我们暂且称之为威卡教（Wicca）。
正如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罗斯曼（Gabriel Rossman）在近期一篇评论中所说，默里的理论变成了一种“述行性”（“performative”）理论：她写它时，它并不是真的；但相信它的人通过实际行动，使它变成了真的。
今天，我们在基督教国族主义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正如加德纳借用默里那套早已被推翻的学说创造了威卡教，许多基督教国族主义者同样依赖站不住脚的历史主张，构建出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往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巴顿（David Barton）。他的书漏洞百出，以至于其基督教出版商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社（Thomas Nelson）在 2012 年将他的《杰斐逊的谎言》（The Jefferson Lies）撤回，因为包括保守派福音派在内的历史学家们逐一指出了书中的错误。
巴顿的叙事是这样的：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有意要把美国建成一个明确的基督教国家，只是我们后来偏离了他们的愿景。只要回归最初的设计，我们就能恢复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美国。
问题是，这样的美国从未存在过。国父们的真实信仰，往往与正统基督教相去甚远。众所周知，杰斐逊曾亲手编辑出一本自己的圣经，把所有神迹都删掉了。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坦承，虽然他相信上帝，但“很少参加公开礼拜”。华盛顿尽管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很虔诚，却明显回避领圣餐，也从未明确宣认基督的神性。
这并不是说早期美国是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直到 1960 年代末，美国文化都浸透着新教色彩。基督教塑造了社会的基本假设，为道德推理提供了框架，也是人们讨论公共事务时使用的语言。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的区分很有帮助：美国“明显是基督教的”，但并非“正式的基督教国家”。当然，我们都盼望一个国度里，以福音为中心的真正基督教能发挥影响力，并得以自由发展。但这与一个由政权来强制推行基督教的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就像新异教徒把默里想象出来的历史据为己有一样，许多基督教国族主义者如今也在试图“恢复”一个主要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美国。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正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偷偷夹带进来许多国族主义的有害成分，却丢弃了基督教真正美好的本质。
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但大约在 2013 年之前，几乎没有美国人自称“基督教国族主义者”（Christian Nationalist）。这个词主要是个学术概念，社会学家和批评者常常将它当作贬义词使用，至今仍是如此。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个标签要等到“最伟大的一代”逐渐离世之后才被人采用。所谓“最伟大的一代”，是指 1901 年至 1927 年间出生、曾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代人。他们曾与真正的国族主义运动浴血奋战，如果听到子孙后代自称国族主义者，恐怕会像听到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心寒。
正如德扬所说，直到不久前，“实际上没有人在倡导一种叫作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东西”。无论人们过去怎么称呼那套关于基督教与美国政治的观念，反正不叫这个名字。这个标签原本出自批评者之口，后来却被欣然接受，这就像把羞辱当作荣誉勋章来佩戴。这与同一时期许多人欣然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情形如出一辙。
这个标签为什么重要？因为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译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译注）绝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指向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兴起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深受马克思主义以及种族、民族冲突的影响。国族主义需要一套关于我们与非我们的叙事，最常见的有两种框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模式，国族主义者视自己为被压迫的一方；二是纳粹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敌友区分。按这些观点，一个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能区分出谁是朋友或被压迫者（我们），谁是敌人或压迫者（他们）。
国族主义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它要求把一切其他效忠对象——家庭、教会、地方社群——都放在对国族的忠诚之下。正如政治理论家大卫·科伊齐斯（David Koyzis）详尽论证的，严格意义上的国族主义把国族变成了终极效忠的对象。国族成了一尊功能性的偶像，要求人们向它献祭、效忠。
当基督徒不加思索地接受“国族主义者”这一标签，却未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时，他们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接受了一整套未曾预料的思想体系。
就其精确的意识形态含义而言，国族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沿着福音所抹去的界线来划分人。使徒保罗宣告，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加 3:28）。教会明确是跨国界、跨民族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召聚而来（启 7:9）。
基督教信仰当然可以、也应当指引基督徒参与政治，包括爱自己的国家。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族主义往往会颠倒正确的次序。国家本应是神主权之下众多正当生活领域之一，国族主义却把它变成终极共同体，要求人将对它的忠诚置于一切之上，包括对家庭和地方教会的忠诚。
科伊齐斯区分了健康的爱国情怀与意识形态化的国族主义：前者是对自己所属之地和群体的热爱，后者则把国族及其利益绝对化。基督徒可以、也应当爱国，但如果成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族主义者，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这正是“基督教国族主义”这个标签如此糟糕的原因：它把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与一种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行捆绑在一起，结果两边都受到了扭曲。
国族主义不仅与基督教相矛盾，也与美国的建国理念相矛盾。
《独立宣言》将人权建立在普世真理之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其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份文件虽然是写给美国人的，但它所宣告的真理适用于全人类。美国实验的精髓恰恰在于它的普世性，它诉诸的原则超越了血统和土地。
国族主义则恰恰相反，它建立在族裔、语言、共同祖先和文化同质性之上，与美国精神背道而驰。美国建立在理念之上，而非血脉之上。非官方的国家格言“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由理念而非血统传承构成的国家。
当一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呼吁欧裔种族认同，或者担心人口结构的变化，将血统置于信仰之上时，他们并不是在恢复某种失落的美国精髓。他们是在引进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意识形态，而美国建国者们明确反对并试图保护我们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基督教国族主义与威卡教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终点。
罗斯曼指出，随着威卡教的发展，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追随者，他们的诠释五花八门。有些不过是人畜无害、热爱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但也有人最终走向了黑暗。罗斯曼提到，纳粹就是这套理论的狂热拥护者。他们认为基督教压制了真正的日耳曼异教，而这种压制实际上保护了犹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曾命令党卫军编制一份“女巫档案索引”（Hexenkartothek），记录每一次女巫处决，以此作为犹太人迫害雅利安妇女的证据。
异教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必然导向反犹主义，但一旦这套基础设施建成，道路就会通向丑陋的目的地。
基督教国族主义正在上演类似的一幕。令人费解的是，有些人给自己贴上国族主义者的标签，却对运动中反犹主义的兴起感到惊讶。既然犹太人几乎总是被归入“非我族类”，国族主义在历史上就几乎无一例外地导向反犹主义。这是历史的常态，我们不该感到意外。
德扬指出：“这些倡导者中，有些人公然兜售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反犹主义和新纳粹同情论。社交媒体上最激进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倡导者，往往是愚蠢与煽动性言论的危险组合。”
这种滑向仇恨极端主义的趋势并非偶然。有些人在加入这场运动之前就已经是种族主义者或反犹分子。但也有人在并不了解国族主义历史内涵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国族主义者”这个身份。一旦接受了这个标签，他们就容易受到历来与这种意识形态相伴的思潮影响。把人引向基督教国族主义的“红色药丸”过程往往不会停止，而是继续推着他们深入非基督教形式的国族主义，以及其他滋生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和各类威权主义的运动。
一旦有人公开认同某种身份，开始为它辩护、为它与朋友反目、围绕它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他就会在心理上抗拒放弃它，即使发现了它更丑陋的一面。述行性理论已经塑造了他；他已经围绕它建立起社群和身份认同。此时放弃这个身份，就等于放弃他的自我认知。
在肯定基督教国族主义冲动中合理部分的同时，如何识别并摒弃其谬误？
德扬提到了一位 18 世纪的长老会牧师塞缪尔·米勒（Samuel Miller）。米勒倡导他所说的“开明的爱国主义”（enlightened patriotism）。他相信基督教对美国的健康至关重要，基督徒应当努力让纯正教义在社会中传播。但他明确拒绝任何“教会与国家联姻”的形式，并视之为“灾难和咒诅”。
就在不久之前，大多数美国基督徒还和米勒持同样的看法。2007 年，我在一份保守派杂志上写道，美国基督徒不是穆斯林，我们不想要神权政治：“超过一半的美国福音派信徒要么是浸信会成员，要么属于独立教会——这些群体连中央集权式的教会治理都不想要，更不用说由教会控制的中央政府了。”在当时，这句话似乎是对的。然而今天，我们却看到一些浸信会基督徒（！），他们来自一个以支持地方教会自治和宗教自由著称的传统，在高呼渴望一位“基督徒君主”来告诉我们该怎么生活、怎么实践信仰。
改教家们明白，国家的角色是保护教会，而不是指挥教会。这正是宗教改革事业与那些将国族主义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的传统的根本区别。比如在俄罗斯，莫斯科牧首区长期充当帝国主义的属灵工具，神父们既祝福沙皇，也祝福坦克。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国家天主教，则把族裔身份、威权政治和教会熔铸成一个邪恶的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教会都沦为“基督徒君主”的仆役，而这些君主玷污了耶稣的名。
我们不应该渴望一个由权欲熏心的君主统治的官方基督教国家。我们应该渴望的，是一个明显具有基督教特质、由真正跟随基督之人组成的国家。
首先，我们可以颂扬美国的基督教遗产，但不必虚构一段从未存在的历史。美国有许多建国者确实是真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理念也确实塑造了建国文献。基督教对美国的繁荣仍然至关重要。我们不需要巴顿式的添油加醋来讲述这个故事。
其次，我们可以致力于让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影响，但不应要求国家来裁决神学问题。德扬说得好：“我不希望政府引导公民追求至高的、属天的善，也不希望政府围绕真宗教来组织社会，因为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分辨真宗教与假宗教。”
再者，我们可以捍卫宗教自由，包括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宗教的自由，同时仍然倡导基督教在公共领域的地位。《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而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基督教成就。政教分立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它让基督教无需国家扶持也能蓬勃发展。
此外，我们可以重拾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领域主权”的概念——承认上帝设立了多个机构（家庭、教会、国家、企业、教育），每个机构都有其正当的权柄。国家并非凌驾于生活一切领域之上的至高存在，它只是众多领域之一。基督教国族主义倾向于执迷于夺取国家权力，把它当作文化转型的杠杆。
领域主权提醒我们：一个忠信的家庭、一间健康的教会、一家公正经营的企业，都在做任何政府项目无法复制或取代的天国事工。我们可以建立体现基督教信念的机构，而无需等待政治权力来强制推行。这当然比夺取国家政权来得慢，但更持久，也更忠于信仰。
最后，我们应当做爱国者，而非国族主义者。我们可以热爱自己的国家，为它的福祉努力，通过参与政治来服务邻舍；同时不把国家变成偶像，也不把我们特定的国族身份当作终极认同。
威卡教的类比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一旦人们相信并践行某些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就会逐渐塑造出新的“现实”，而且还会不断自我发展、延续下去。
默里关于中世纪巫术的理论是错的。但因为有人相信，一个基于她想象的真实宗教就此诞生。如今确实存在女巫集会、女祭司和各种仪式，有些修行者也真心相信自己在践行一种古老的信仰。
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情形如出一辙。他们对美国历史的想象大部分是虚构的，他们声称要恢复的东西也从未存在过。但因为有人相信这种构想，一场基于虚构的运动正在成形。它有了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历史叙事，以及越来越多阴暗的同路人。我们已经看到，这场运动在变得越来越国族主义的同时，也在变得越来越不“基督教”。
如果你深受这场运动吸引，就应该问自己几个严肃的问题：你想在虚构的历史根基上建造吗？你能安心与这种意识形态所结交的同伴为伍吗？你想加入一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运动吗？“国族主义”真的是你想加在基督徒身份之前的标签吗？
有一条更好的路。这条路意味着：爱美国，但不崇拜它；服侍基督，但不把他的国度与任何民族国家混为一谈；着眼长远地建造，而非急于攫取眼前的权力。这条路不如基督教国族主义那样诱人，但它有一个重大优势：它是真实的、可持续的，也是真正属于基督的。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Wicca’s Origins Teach Us About Christian Nat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