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年）是基督教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有人推崇他为伟大的神学家，也有人视他为富有洞见的牧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奥古斯丁，学习他如何解读文化，开展护教。
如果你想能够更有力地护教，我推荐你学习两本奥古斯丁的著作。不过在开始之前，有几点需要提醒你。
在援引奥古斯丁或任何教父来佐证我们偏好的护教体系之前，最好先听听约翰·卡瓦迪尼（John Cavadini）关于早期护教士的忠告：
在这种背景下，与其用后世系统神学或经院神学中那种“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的二分法来思考，不如关注他们如何运用共同的修辞传统和哲学智慧，通过说服策略来巩固基督教信仰……我们急于套用“对神的自然认知”这类后世范畴，反而可能遮蔽古人说服与阐明真理的智慧，让我们无法充分从中学习。
如果将教父的护教方法硬塞进中世纪体系或现代学派（如预设论护教学或证据派护教学），这种时代错位的标签只会带来更多误解而非亮光。不过，某些“错位”的标签是否也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呢？
尽管任何标签都有其局限性，但像“文化护教学”这样的新术语，或许能帮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特定的说服策略”，并应用于当今时代。如果我们不把文化护教学视为一套封闭体系，而是像凯勒中心（The Keller Center）那样，将其理解为一组强调处境化、叙事性，以及人类作为多元文化敬拜者的说服策略，那么“文化护教士”这个标签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位古代主教。带着这些视角回望历史，奥古斯丁很可能是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护教士。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他的两部代表作，看看它们如何为当今的护教实践指明方向。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一度远离基督教，在种种人生道路中徘徊，最终寻获基督真道的心路历程。他用自己的故事向读者证明，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通往真正美好的人生。
在《忏悔录》开篇，奥古斯丁回忆了自己的童年。虽然敬虔的母亲让他从小就在教会环境中长大，但为追求智识生活，他离开了信仰。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抛弃"幼稚的宗教"，转而加入摩尼教（Manichees）。这个诺斯替教派崇尚理性至上的认知方式，与现代某些极端理性主义颇为相似。摩尼教徒自以为只需依靠理性，完全不需要信心。
面对当时同样面临信仰危机的读者，奥古斯丁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直到他谦卑地承认年少时的自以为是，并学会依靠他人见证真理时，才真正走向成熟。他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先相信，后理解”；而真正的成熟，是像基督徒那样，坦然承认这一点。
奥古斯丁的成长故事对解构当今世俗叙事极具启发。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现在很多人以为只要抛弃宗教，单纯依靠科学和常识就能获得成熟。奥古斯丁却讲述了一个更真实、更理性的成长故事：他告诉我们，理性思考实际上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人生方向受内心最深渴望的驱使，扭曲的欲望则会蒙蔽我们追求真理的双眼。奥古斯丁在叙述中，巧妙融入了《诗篇》，《路加福音》中浪子的比喻，以及《创世记》开篇等圣经经文。他的写作展现了一种跨学科的牧养智慧：如何将释经学、神学、哲学、心理学和讲道融为一体，为当代护教事工作出美好见证。
细读奥古斯丁的作品，我们能更敏锐地体察受众的深层渴望，理解这些关切如何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语境。《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写作背景正是罗马陷落引发的牧养与护教危机。
罗马陷落，化为废墟。不仅帝国前途未卜，更动摇了许多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因为他们将罗马帝国视为上帝国度的实现，蛮族对罗马的洗劫让人对教会的合法性和未来产生质疑。异教传统主义者逃往奥古斯丁所在的北非，将帝国衰败归咎于基督徒。在时代剧变的阴影下，基督徒群体中弥漫着信仰动摇的迷雾。世态剧变，加上前途未卜，许多基督徒深感焦虑，这些言语攻击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威廉·巴布科克（William Babcock）指出，奥古斯丁这部护教巨著针对三类群体：1）异教批评者；2）放弃信仰的前基督徒；3）在“罗马宗教政治传统重压”下摇摆的信徒——这种传统指控基督教背叛了罗马的辉煌根基，特别是背弃了护佑罗马的神明。奥古斯丁的回应既剖析历史，又挑战他们的社会认知，最终给出适应新处境的神学指南。
他的策略是用更宏大的叙事取代那些指控基督教危害帝国和帝国公民的声音。在《上帝之城》前半部，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异教权威的史料，解构罗马的历史神话；后半部则引领读者进入圣经叙事，论证唯有基督教能真正诠释历史意义、人类经验与物质世界。
奥古斯丁的圣经视野使他既能批判罗马社会的根基，又避免全盘否定。他对世俗价值保持审慎态度，这种扎根圣经的神学立场，使他既能超越并批判罗马帝国的神话与终极追求，又始终带着医治的意图。他的批判不是为消灭对手，而是为指明救赎之路。
奥古斯丁巧妙转化了异教与罗马文化中的核心追求，诸如“和平”“幸福”“正义”等概念，通过基督教叙事赋予它们全新的理解与实现。他并非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而是引导他们重新思考：究竟该如何追寻幸福？幸福的终极归宿在哪里？他犀利地指出，尘世中那些看似与生俱来的美好事物都是短暂的，而我们对这些美好体验总伴随着终将失去的忧虑：“当生命背负如此深重的苦难，或随时可能遭遇这些苦难时，无论如何都不该称之为幸福。”
于是，奥古斯丁邀请读者思考另一种幸福的可能性：“若有人能以此生为舟，满怀热忱地驶向那永恒的生命，并以坚定信心盼望它，那么即便在今世称他为幸福之人，也绝非虚言。”
他将这种境界称为“盼望中的幸福”。奥古斯丁对待人类幸福渴望的方式，典型地体现了其说服策略的精髓：首先深入当时主流文化叙事，给出尖锐的诊断；然后像智慧的医者，开出耶稣基督这剂良药。他向“患者”保证：只要谦卑领受福音，个人的生命故事就能得到救赎，内心渴望也将获得真正的医治。
如果我们避免采用后世护教体系来生搬硬套奥古斯丁的思想，而是仔细揣摩《忏悔录》与《上帝之城》中的说服策略，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位古代圣徒的智慧，恰恰能医治我们这个既崇尚心理疗愈又沉迷消费主义的时代。今天的人们渴求“完满人生”与内心平静，这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描绘却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这种失败的迹象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古老的智慧被弃若敝屣，自我表达的逻辑大行其道。个人自由被奉若神明，成了救赎的代名词。消费主义与快餐心理疗法拙劣地模仿着神圣恩典的模样。但这些现代处方不仅没能治愈我们，反而让病症愈演愈烈。当自由本身成为终极追求，为爱牺牲的道德准则便荡然无存。疯狂的消费主义让我们沉溺于肤浅的忙碌，而在沮丧的时刻，许多人不禁要问：人生难道仅此而已？
在这场意义危机面前，流行心理学既未能驱散人们的绝望，也无力平息内心的愤怒。幸福学专家们鼓吹乐观主义是美好生活的要诀，可当科技在许诺更多掌控与闲暇的同时，却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我们面对暴力、苦难与死亡时的无能为力，希望的基础便荡然无存。我们不再像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描述的那样“独自打保龄”，而是“独自刷屏”，在焦虑中寻找身份认同，既热衷于口诛笔伐，又时刻恐惧成为被讨伐的对象。
正如威尔弗雷德·麦克莱（Wilfred McClay）在文章《内疚的奇怪延续》（The Strange Persistence of Guilt）中所揭示的，当代文化已经丧失了真正宽恕与被宽恕的能力。尽管现代社会竭力回避神圣审判的概念，内疚与羞耻感却如影随形。为逃避这种不适，人们转而指责他人。这些正是奥古斯丁要我们诊断的时代病症。
但奥古斯丁同时提醒我们，即便最世俗化的朋友，仍在追寻平安、安息与真爱，他们只是找错了方向。他们向往着世俗化的平安，却沉迷于被过度性化的营销与伪超验品牌包装的新神话与假神。今日若要践行奥古斯丁式的文化护教，就当学会批判这个时代种种贬低人性的“崇拜”，并彰显对永生神的喜乐敬拜——这才是通向真正治愈的终极疗法。
在一次欢迎异教徒的护教性讲道后，奥古斯丁向会众讲了一段话，我们就称之为“关于喜乐人生的论证”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昨天我已向你们说过，今日我要重申，并要时时恳请你们：当以美好的生命赢得未信者的心，否则，恐怕你们的信也是徒然。我恳求你们每一位，既然你们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喜乐，就当将这喜乐活现在生命之中。愿神的话语不仅愉悦你们的耳朵，更要触动你们的心；不仅感动你们的心，更要改变你们的生活，使你们成为神所悦纳的家，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2:21）。我毫不怀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你们活出与神相称的生命，很快就不会再有未信之人存留。
即便作为一位深谙针对不同听众调整言辞重要性的护教家，奥古斯丁仍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任何处境下，最有力的论证永远是那些尝过主恩滋味之人的生命见证。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ant to Grow as a Cultural Apologist? Learn from August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