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想把儿子送到教会,像斯托达德(Stoddard)家那几个孩子一样被洗脑!”我们的一位无神论朋友对他妻子这样说。他是在东德长大的,而那时我们已经在前东德地区植堂好几年了。起初,我听到他把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说成“洗脑”,心里有些不快。但转念一想,他很有可能从小就被马克思的宗教观洗脑了,所以才会有此评论: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如果人们真要独立思考,就必须“戒掉”宗教这种麻醉人心、改变心智的“毒品”。但讽刺的是,在东德试图系统性地将宗教从社会中连根拔除的过程中,反而需要另一种形式的“洗脑”,来把社会主义理想灌输给民众。于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被塑造出来,基督教节日被改名,受洗、婚礼、坚振礼等基督教仪式也被社会主义的仪式取而代之。
这位无神论朋友所害怕的个体意识消亡,实际上在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平等口号之下早已发生。当纳粹的遗毒影响社会时,社会主义洗脑似乎成了唯一的解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则在西方以牺牲个人观点为代价,制造出一种新型的“宽容暴政”。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思维方式都是文化熏陶、成长经历与政治体制共同塑造的产物。所谓“思想自由”,或许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真空中思考。
启蒙运动宣称:只要以理性为引导,我们都能成为有道德、有责任感、宽容的好公民。启蒙运动呼吁人们信赖理性,如果能就何为“合理”达成共识,我们便能依据一套共同价值观而和谐共处。
但是,仅凭逻辑推理就足以构建道德吗?理性的能力虽然源于神,但我们却常常把这工具用在自私的目的上,把自我需求置于现实中心,为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发生在整个文化与制度之中。
最近,我和丈夫参观了万湖别墅(Wanssee Haus),这栋美丽的别墅坐落在柏林万湖(Lake Wannsee)湖畔富人区。就在那栋房子里,1942 年 1 月 20 日的早餐会上,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密谋策划了“最终解决”(Endlösung),旨在彻底解决所谓的欧洲犹太人问题。他们在会上拟定了一份周密的计划,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之地。
这些聆听巴赫与莫扎特作品的教育精英,却酝酿出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阴谋。当时的他们认为这项“解决方案”完全合乎理性,于是带领整个国家走向歧途,而敢于挺身而出的,却寥寥无几。理性会不会失控?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会的。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历史,我们就会痛心地发现:仅凭理性无法引导人行善。何以如此?因为人类的理性能力存在根本缺陷且极为有限。德国的大屠杀就是触目惊心的例证。但这样的事情并非德国独有。想想那些所谓“伟大”的理念: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美洲的非洲奴隶制度、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乃至近期揭露出来的北朝鲜暴行。面对如此巨大的道德深渊,“全然败坏”的教义初看让人沮丧,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它解释了人类倾向作恶的本质。人并非生来良善。如果真是如此,世界怎会陷入这般混乱?大多数人当然没有坏到极致,但堕落的阴影已侵蚀了人类存在的每个维度。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已破碎:身体、情感、性、思想,无一能幸免。
我们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心,过高评估自我价值。我们以自我为标准,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做决定时只信赖自己那有缺陷的思维。这种既不敬畏神也不荣耀神的思维模式,是愚昧的自恋,必将把人心带入黑暗的道路(罗 1:21)。保罗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承认人的心思意念已经被罪玷污,医治必须从外而来——圣灵必要更新我们的心意(罗 12:2-3)。
保罗并没有叫我们停止察验、分辨或审慎判断,但他强调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而思考的结果应当是理解并拥抱神良善、纯全、完美的旨意。如果我们的思想带我们走上别的道路,那很可能就是自我中心与黑暗。头脑不能带我们走向道德,但圣灵能!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教会在给我的孩子“洗脑”,我该愤怒吗?不,恰恰相反!或许下次面对质疑时,我能给出更智慧的回应。不是带着傲慢回应,而是带着福音的信息——“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多 3:5)
我的孩子迫切需要"洗脑",我自己也一样。孩子与生俱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若任其发展,终将使他们与他人陷入险境。但耶稣——道成肉身的圣言(Logos),是唯一完美承载神全部思想的那位。藉着他无瑕的生命,孩子将明白何为神所喜悦;藉着他的宝血,他们的心灵得蒙洁净。
我祈求有一天,他们的心思终得更新,能勇敢地抵挡住这个世界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种种恶行。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 Want My Kids Brainwa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