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今年有过什么难以忘怀的流行文化体验吗？上一次看到电影或歌曲引发全民讨论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很多人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即便是那些看似接近全民热议的事件，比如上个月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发布的新专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起千层浪，反而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最近或许唯一算得上现象级的，是动画《POP：猎魔女团》(KPop Demon Hunters）在Netflix和音乐榜上意外走红。但这样的热度也转瞬即逝，很快就被流媒体源源不断的新内容所淹没。
总的来说，现在的流行文化就像一杯温吞水，平淡无奇，很难让人留下什么印象。如今，能塑造文化议题的大作屈指可数，充斥眼前的只有短暂的热搜、抖音潮流和制造段子的伪事件，比如今夏的酷玩乐迷摄像门（酷玩乐队演唱会的观众互动环节中，镜头意外捕捉到一位公司高管与女同事（并非其妻子）的亲密举动，两人随后惊慌躲闪。现场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后，迅速引爆成为全网热点，催生了大量调侃此事的“梗图”和周边商品，演变成一场网络狂欢——译注）。当婚外情梗图都能成为文化焦点时，我们大概也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种文化停滞并非无迹可寻。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在《颓废社会》（The Decadent Society）中，将文化颓废描述为一种“在物质繁荣与技术高度发达之下的精神与创意枯竭”。数字科技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触到海量文化内容，但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大多数内容都显得千篇一律，难以触动人心。我们变得无动于衷，继而意兴阑珊，最终彻底麻木。
那么，为什么当代流行文化会变得如此平淡无奇？而这种普遍的文化倦怠，对今天的基督信仰又意味着什么？
数字科技让当代文化在消费和创作两方面都陷入停滞。
算法将观众切分成无数小群体，持续推送那些令人麻木的“内容”（请注意，“内容”这个词，在互联网时代已逐渐取代了“文化”）。它们的目标是捕获注意力，而不是滋养心灵。流行文化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交流思想、建立连接的纽带，反而变成了一种孤立的个体消费行为。早在二十一世纪初，苹果公司iPod的那组广告就已预言了这一切：剪影中的人们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彼此隔绝。
数字技术所标榜的“文化生产民主化”（绕过传统守门人，通过社交媒体自建平台）确实让文化景观更加多元。但它也带来了内容的泛滥，而且其中大部分质量堪忧。如今，任何人都能借助 GarageBand、YouTube 或 TikTok 制作文化产品，在过度生产的泛滥洪流中，文化与创作不断贬值。
这种过剩现象因两种趋势而更加恶化：一是所有内容都在视频化，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我们打开信息流，看到的常是被动推送的视频，以及大量AI生成的垃圾。算法就像食堂里戴着发网的厨师，不由分说往你盘里扣上一勺来历不明的肉。我们真该为此感到兴奋吗？显然不会。
数字疲劳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所谓的“脑腐”现象越来越警惕，更加渴望有营养的、真实的线下体验。
与此同时，创意产业也难以穿透观众日益加厚的心理防线。一些艺术家选择接受这种碎片化的现实，只为特定小圈子创作“听觉糖果”，就是那些让同温层短暂愉悦的作品。而另一些希望触及更广人群、引发深层共鸣的创作者，则往往只剩下一个策略：靠“震撼”取胜——通过夸张、挑衅或越界的方式来博取注意。可惜这些手法如今也已流于庸俗，难以激起真正的回响。观众早已看穿那些老艺人为维持热度而勉强营销的戏码，一切只剩空洞与怅然。
如今的文艺创作者，往往不再潜心讲述动人故事，反而更热衷推销自己的立场宣言；流行文化不再追求具有普世魅力的真善美，却被党派争执、多元化指标或挑衅性的道德越界所驱使。结果，文化不再是大众共赏卓越之作的殿堂，而成了意识形态角力的战场。
举几个例子：儿童娱乐节目中愈发明显的LGBT+宣传；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被影评界奉为杰作，但本质上却是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左翼号召书，鼓吹在川普时代的美国继续“抵抗”；再比如，今年超级碗中场秀选定坏痞兔（Bad Bunny）担任表演嘉宾。距离表演还有五个月，公众讨论的焦点却不是他的音乐，而是这一决定的政治意味。
大众对这般充满说教的娱乐内容心生警惕，实在情理之中。我们早已疲惫不堪。艺术家无法创作出超越政治的作品时，文化自然会陷入停滞。
归根结底，文化停滞的根源在于精神世界的荒芜。
从电影这个最能看出问题的文化领域来看，好莱坞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前面提到的技术与政治因素确实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好莱坞已经江郎才尽。它没有新的创意，只会重复自己。罗斯·杜塞特在《颓废社会》中指出：“大量产出烂片的社会未必已经颓废，但只会重复制造相同电影的社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社会。”
观众已对无休止的IP循环（系列续集、前传、重启、翻拍、动画经典真人化）感到厌倦，但偏偏只有这些片子能赚钱。截至 2025 年，目前票房最高的前 20 部电影中，有 18 部都属于这种老IP电影。像《罪人》（Sinners）和《武器》（Weapons）这样的原创电影寥寥无几，根本不足以让制片公司有信心押注新故事。
这种循环正在慢慢扼杀电影艺术，使它日渐失去意义。影评人托马斯·弗莱特（Thomas Flight）在一篇长篇视频散文中这样写道：
如今几乎没有新的世界、新的故事或者新的创意出现。大型商业片已经成了一条‘文化的衔尾蛇’，它不再创造新的叙事来定义文化，而是完全依赖自己过去的影响力，或借用其他媒介中已有的世界观、人物与故事来获取成功。
然而，好莱坞之所以失去了创造新世界的能力，不只是因为商业上的保守，更是源自整个世俗时代的精神倦怠。真正吸引人的故事，离不开英雄与恶人、善与恶、美与丑的张力。但这些概念如果失去了道德根基，就是那种曾经被基督教文化所默认或承认的根基，就变得模糊不清。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影模糊善恶界线，好坏难辨，或用政治框架重新定义角色：（例如白人男性常被设定为反派，交叉性少数群体则总是英雄）。
然而，这种混乱的戏剧令人乏味，而带有政治动机的剧情更让人反感。观众内心深处渴望的是那些扎根于超越真理的故事，而这恰恰是日益世俗化的创作者们难以提供的。
前不久，我在一座大型体育场参加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演唱会。当他唱起披头士的经典歌曲《顺其自然》（Let It Be）和《嘿！朱迪》（Hey Jude）时，我环顾四周，五万名观众齐声合唱，许多人举起双手，姿态几乎如同敬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当代世俗文化中一种宗教式替代体验。它触动了当今社会极少得到满足的渴望：人们渴求一种能因美而合一的共同经历，一种超越碎片化叙事、让人心相连的集体感动。
然而，精致包装的怀旧，似乎已是我们这个停滞时代所能提供的全部。那是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对当年仍与犹太-基督信仰传统紧密相连、能孕育出震撼人心之作的时代的向往。但人们渴望的不止是怀旧。就算全场齐唱《嘿！朱迪》能令人动容，那种感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谁能挺身而出，创作出真正能触动人心、甚至重塑文化的艺术？
这正是基督徒的机会。后现代文化荒漠让人愈发渴望与真美相遇，而教会恰能满足这种渴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尤其在Z世代中，教会出席率近年出现回升。当文化快餐充斥世间，延续两千年的基督教每周礼仪敬拜反而显得坚实、厚重，并能滋养人心、改变生命。
同样，那些从神学真理出发、毫不避讳信仰根基的基督教艺术，也有潜力填补当代文化的空白。这或许正是基督教音乐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剧集《拣选》（The Chosen）能创下史上最多语言版本的纪录，以及为什么流媒体平台如亚马逊Prime渴望推出《大卫王朝》（House of David）这样的作品。这些成功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基督教艺术作品，更因为它们在艺术层面追求卓越，让真理的信息更加有力、动人。
在这个文化日渐沉闷、灵魂渐趋枯竭的时代，基督信仰能成为那股清新、流动、洁净的活水，它能冲破停滞，重新带来生命与盼望。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Does Pop Culture Feel So ‘Blah’ Right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