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正值 1925 年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又称“美国猴子审判案”）百年纪念，这场审判后来被称为“基要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争”或“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当时正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个新教派系中神学保守派（“基要主义者”）与自由派（“现代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辩论。
百年后的今天，这场审判仍深深烙印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常被描绘为现代世界重大意识形态冲突——科学与宗教对决——的关键战役。然而这种叙述其实过于简单化了。
我们常混淆历史事实与虚构叙事。萨拉·欧文-斯通布雷克（Sarah Irving-Stonebraker）指出，基督教历史学家肩负着“历史祭司”的使命，在我们这个脱离历史的时代守护着过去。斯科普斯审判正是想象力如何在历史记忆中戏弄我们的典型例证，对其百周年的纪念恰是澄清史实的契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多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教授达尔文进化论。1925 年，田纳西州通过《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禁止进化论教学。该州代顿市（Dayton）高中橄榄球教练兼生物代课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被控违反该法。
这场轰动一时的审判自成一格，深刻塑造了美国公众对信仰与文化关系的认知。
此案引发全国瞩目的关键在于核心人物的对决。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是那时杰出的演说家与政治家、被誉为“伟大的平民”，三度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宝座，并曾担任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此次代表田纳西州出庭。1915 年，布莱恩因反对威尔逊对德外交政策——他预见到这将使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辞去了国务卿职务。而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则是当时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1924 年，达罗因参与被当时许多人称为“世纪审判”的案件（又名“李奥波德与勒伯案”）而家喻户晓。两名芝加哥富家少年内森·里奥波德（Nathan Leopold）与理查德·勒伯（Richard Loeb）供认谋杀了少年鲍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受尼采思想影响的二人企图实施完美犯罪，以此证明自己是超人（Übermenschen）。尽管罪行确凿，达罗成功以精神失常为由为二人辩护，使他们免于死刑。
尽管“田纳西州诉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案”（The State of Tennessee v. John Thomas Scopes）表面上聚焦于斯科普斯是否违反了《巴特勒法案》，但更广泛的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很快成为核心争议焦点。怀疑论记者H. L. 门肯（Mencken）对基要主义——尤其是创造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门肯尤其严厉批判布莱恩，认为其是自我膨胀的基要主义乡巴佬。在庭审高潮时刻，布莱恩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达罗的交叉质询。博学的不可知论者达罗令布莱恩颜面尽失，他很难解释和回应达罗对创造论的质疑。
我们常忽略斯科普斯审判以原告方的法律胜利告终。斯科普斯被判为有罪并缴纳罚款，不久后便停止了在代顿的教学工作。但这场审判对基要主义而言却是公关灾难，促使进化论在后续岁月获得广泛接受。布莱恩因与达罗的交锋深受打击，审判结束五天后便黯然离世。如今布莱恩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在代顿的狼狈表现，而非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
大众记忆中的斯科普斯审判虽蕴含诸多真相，却往往将其简化为宗教与科学探究的对立。然而历史学家深知，代顿事件的真相远比常见叙述更为复杂。
1920 年为捍卫《权利法案》而成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宣布，若田纳西州有支持进化论的教师愿意挺身而出，将资助此案作为测试案例。对ACLU而言，这是言论自由问题。而代顿市的政界领袖则看到借此案吸引全国目光的机会。
这场审判让代顿市和基要主义者都如愿以偿。斯科普斯审判使这座城市声名鹊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明星证人、知名记者和好奇观众蜂拥而至，刺激了当地经济。基要主义者们对审判结果感到满意，历史学家麦迪逊·特拉梅尔（Madison Trammel）证实，当地的基要主义者持续参与反进化论活动直至 1930 年代。
1930 年代末基要主义与神学自由主义之争平息后，神学自由派掌控了多数主要新教宗派及全国性基督教团体的理事会。战后倾向神学自由主义的史学家将斯科普斯案解读为基要主义在美国文化中衰落的关键转折点。
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而言，结果并不乐观，斯科普斯本人更是如此。ACLU虽如愿获得测试案例，却在庭审中败诉。此后数十年间，在南方和中西部地区，公立学校教授达尔文主义仍属违法。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直至 1967 年才遭到废除。
斯科普斯被罚款 100 美元并失去教职。他离开代顿市前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研究生学位，但此案阴影始终如影随形，他终生对此耿耿于怀。斯科普斯还长期声称，法庭上指证他的学生们从未听过他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
多数美国人对斯科普斯审判的认知并非源于历史课程，而是来自两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虚构作品。1955 年，事件被改编为戏剧《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1960 年，该剧推出电影版，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这个虚构角色正是达罗的化身。
这些虚构作品的背景并非进化论之争，而是麦卡锡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初，争议缠身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成为保守派遏制共产主义渗透美国文化的公众代言人。他坚信好莱坞和国务院充斥着共产主义者，但当其指控被证实是夸大其词后，他的政治生涯以耻辱告终。
麦卡锡主义成为反动阴谋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在《风的传人》中，创造论者被塑造成麦卡锡及其盟友的化身：文化落后、迷信成性、反智主义。布莱恩的虚构替身马修·哈里森·布雷迪（Matthew Harrison Brady）被刻画成与令人同情的德拉蒙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悲情反派。
《风的传人》在过去 70 年间被无数次搬上舞台，其电影版本亦三度重拍，最近一次为 1999 年。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在其普利策奖获奖著作《诸神的盛夏：斯科普斯审判与美国科学宗教之争》（Summer for the Gods: The Scopes Trial and America’s Continuing Debate over Science and Religion）中指出，我们对斯科普斯审判的文化记忆已被这些虚构作品过滤重塑。
我们的历史记忆未必如想象中可靠。正因如此，教会需要忠心的历史学家，通过现有最佳证据重建历史真相——无论我们自以为记得什么（甚至渴望记住什么），都应以此为准。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Scopes Trial at 100: Fact, Fiction, and the Christian Histor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