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我参加了墨尔本一所大学的校园活动。在问答环节中，有学生问我：当今基督徒最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身边有许多重大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令人恐惧、焦虑、忧心：反犹主义、人的本质、如何知足，等等。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神学和教会问题，需要众教会忠心而智慧地面对。
但基督徒最迫切要思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答案应该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什么比神的福音更值得传扬、更崇高、更能改变生命。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不过，我接着又补充了一点，想必出乎许多学生的意料。我说，基督徒还需要认真深入地思考战争神学。
就在几年前，战争对我们来说还显得遥远，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不仅如此，某种宽容理念还滋生出冷漠。责任、担当、问责、对终极是非的信念——这些美德（除了在少数议题上）在我们的日常话语和郊区生活中几乎销声匿迹。尤其对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来说，某种社会多元主义的观念助长了冷漠，使人不愿把任何国家或群体的意图、野心和立场定性为邪恶、不可接受。问题是，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躲在玻璃窗后吹着空调过安逸日子，就停止运转。
战争神学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迫切议题，原因之一是：在几乎所有时代的人类社会中，战争和流血冲突其实都相当常见。历史一再表明，战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例外，而是常态。即便在二十世纪，由于英联邦的身份和战略同盟关系，澳大利亚参与世界各地战争的频率也高于大多数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再次派遣军队奔赴险境，尽管人数相对较少。
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也不会走向什么乌托邦式的和平时代。然而，从某些方面看，世界的确在变化——比如，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形态，以及这些战争将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
从几周前发生的事件就能看出这一点。例如，特朗普总统兑现了他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的威胁。在四十八小时内，他又向哥伦比亚和古巴发出警告，要求它们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丹麦和欧盟纷纷发声，要求特朗普停止对格陵兰的威胁。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方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伊朗、乌克兰、缅甸、加沙、南苏丹）。中共则再次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全球局势日益动荡的时刻。
过去八十年来，联合国精心安排的那套表面上、局部性的和平方案，事实证明并不足以应对现实。有人会把责任归咎于特朗普总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位美国总统，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全球动荡的唯一原因；特朗普上台这件事本身也是全球秩序日益撕裂的一个结果。
面对如此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我们岂不更需要认真思考战争这个议题吗？教会固然无法主导公共舆论，也不处于外交决策的前沿。然而，教会的认知和传达对社会的影响，恐怕远超我们的想象。况且，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该如何思考、如何祷告、如何行动。
基督徒需要认真面对圣经在武装冲突问题上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关于战争，已有鸿篇巨著问世。基督教神学家对战争是否正当、是否可以辩护，提出过审慎而复杂的见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参见《驳摩尼教徒福斯图斯》[Against Faustus the Manichean] XXII.69–76）具有开创性意义，至今仍然举足轻重。不仅对教会如此，对任何想要行正道的政府亦然。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的《正义战争再思》（The Just War Revisited，2003 年）也值得仔细研读。
我在这里提出十二点简短的思考，每一点都值得更充分的展开。我要探讨的问题相当具体：基督徒可以支持战争吗？参与战争能否与基督信仰相容？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一来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立场，二来武装冲突的理由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况且，每一场冲突都牵涉错综复杂的动机、目的和经历，使我们无法用简单的理论一概而论。
历史上，基督徒对战争实践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时候，人们打着基督的名号，做出了许多违背基督的行为。作恶之罪使历史血迹斑斑，不作为之罪或许亦然。基督徒构建战争神学，既不能以甘地为依据，也不能以拿破仑为依据，而要基于这样的信念：上帝是历史的主宰，祂赐下了一本书，即便在二十一世纪，这本书仍然在传递真理与智慧。
第一，新约的上帝就是旧约的上帝。基督徒不是马吉安主义者。上帝的性情从未改变。
第二，上帝是圣洁公义的。当祂施行击杀时，圣经说这是祂对罪人的公义审判。他是圣洁的上帝，不能容忍罪恶。我们不妨反问：上帝是否应该容忍强暴？是否应该容忍向摩洛献上婴孩？是否应该容忍贪婪之人掠夺穷人？当然，上帝并没有认可旧约中所有的暴力与战争，但祂确实在某些战争中施行主权、加以引导。
第三，上帝对真公义的认识，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企及。祂祂始终能行正确之事，这一点即便是智慧而忠信的基督徒也无法做到。
然而，基督徒读旧约，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福音的视角，因为福音是整本圣经的成全（路 24:44）。这一成全影响着战争在新约中的地位。
第四（共十二点），旧约有一个地缘政治中心，耶稣在新约中将其挪去了。旧约中上帝的子民是一个民族，而如今上帝的子民来自万族、散居万邦。上帝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性质。正如耶稣对彼拉多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
第五，上帝的忿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得到了最彻底的彰显。基督借着自己的死，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忿怒。十字架将历史一分为二，以致在十字架这一边，圣战再无任何道德或神学上的支持。上帝的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显明出来，而祂那代赎性的死亡，使一切相信的人得享平安（西 2:13–15）。
第六，上帝的国度是借着传扬上帝的道而扩展的，而不是借着政治或军事手段。基督徒打的是属灵的仗，是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信心、公义、真理等），使用圣灵的宝剑（圣经），以祷告托住我们的争战（弗 6:10–20）。既然上帝救恩的大能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认为基督教会通过战争来扩展就是谬误。圣经从未说强迫人接受信仰是教会增长的途径，相反，它强调的是说服，借着宣讲上帝的真理，向众人活出上帝的爱。
第七，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教导基督的教会可以发动战争。然而，圣经确实为世俗政府参与战争留有余地，因为国家不是教会。使徒保罗教导说：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的人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罗 13:1–6）
即便世俗政府可能否认上帝的主权，它们也不在上帝的掌管之外。政府在今世具有真实而必要的价值，其职责包括征收税款以维持公共事务，也包括审判并惩治作恶的人。4 节（“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明确指向一个国家的执法和司法系统，但保罗很可能也将军事行动纳入视野。即使这段新约经文仅指国内的公民责任，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肯定了一点：政府有权使用刀剑来惩罚恶行。
第八，“转过另一边脸”与“爱邻舍”是有区别的。前者并不总是实现爱邻舍的正确方式。如果看到邻舍遭受攻击，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正确的做法是挺身相助，保护他们，击退攻击者。基督徒固然应当追求和平，甚至不惜付上巨大的个人代价，但爱邻舍有时可能需要军事干预。
第九，在上面引用的关于政府的《罗马书》13 章经文之后，使徒保罗劝勉基督徒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 13:18）。
第十，圣经否定了历史上和当今全球社会政治情境中许多被用来发动战争的理由：征服、牟利、复仇、宗教利益。
第十一，当基督徒参与战争时，不应打着教会或福音的旗号，他们的行动应当是顺服政府、爱邻舍的一种体现。
第十二，人不应违背自己的良心，除非良心与圣经相悖。
战争有可能是正义的吗？从根本上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即便是好人也难免有罪性的欲望。人类的战争永远无法完全是正义的，但它可能是正当的。危机时刻，需要采取比祷告和良好祝愿更有力的行动。为朋友舍命是爱的行动，为陌生人舍命更是如此，包括那些正遭受军国主义或恐怖政权压迫的人。
基督徒应该参战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通常来说，我们应当谨慎、尽量避免参与。但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决定开战，而其理由与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相符，那么参与这场战争是可以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军事行动是应对国家存亡威胁的必要回应。
然而，战争并非解决世间邪恶的终极方案；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足够有能力、足够纯全、足够充分，深入人心，彻底做工。世界正处于一个福音和平的时代，神显明了祂的忍耐和恩典，呼召世人悔改、与祂和好。尽管千千万万的人正在认识并经历上帝的平安，世界仍有太多的不义，即使最值得称道的人间善举、最完美的公义，也无法克服。然而上帝是圣洁的，祂应许有一天祂要审判活人和死人（启 19:11–16）：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本文原版最初发表于默里的个人博客。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澳大利亚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tart Working on the Doctrine of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