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没听过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这个名字，那么很快你就会对他有所耳闻了。这位加拿大心理学教授凭借全球畅销书《人生十二法则：化解混乱的良方》（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引发热议，其YouTube频道拥有数百万订阅者，视频播放量以亿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称他为“当下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今探讨彼得森的思想内涵，几乎成为基督教作家与思想家们的必修课（相关讨论可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及这里）。
面对如此众多的评论文章，为何我们仍需再读一篇关于彼得森的评述？尽管新观点可能已不多见，但我认为以下两个视角能帮助我们理解彼得森现象的实质。
在解读影响力思想家横空出世的现象时，我们常将其与前人作比。当然，这类类比往往难以周全，毕竟，个体间的差异远多于共性。例如彼得森的迅速走红令人联想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另一位曾诠释现代世界的加拿大学者。但在核心议题上，彼得森与麦克卢汉实则迥然不同。
若要说一个更贴切（尽管略显荒诞）的比拟，彼得森倒让人想起薛华（Francis Schaeffer）。
薛华是牧师，也是神学家，与其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如说他是“面向知识界的宣教士”。但对许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而言，薛华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突破了无神论存在主义与新教基要主义的二元对立，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一种作为世界观与生活观的凯波尔式加尔文主义。
透过这个视角，薛华让我们看到一种既关乎个人、也关乎全局的眼光。他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世界观不仅能帮助福音派在信仰中保持头脑清醒，也能成为一种解读工具，用来理解世上的一切，从艺术到哲学，无一例外。
薛华的神学算不上特别新颖，但他那份充满共情的牧者心肠，即使从文字里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份牧者心肠却让他的影响力突破了原有的圈子，触及了更广的人群。
同样，彼得森的核心思想也不是什么原创（说到底不过是荣格理论的翻版，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细说）。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对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有一种真切的关心，这种特质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实在少见，也让他成了一种另类的“宣教士”。
许多福音派人士之所以对彼得森既感兴趣又心怀警惕，正是因为他填补了我们圈子自薛华之后再没出现过的角色：一位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思想领袖。
当然，单靠人格魅力解释不了彼得森为什么这么火。他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他成功地传递出一种鼓舞人心、却带着“类基督教”色彩的反主流文化信息。
1960 年代，女权主义者和学生运动提出过一个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意思是，我们的私人经历其实深受政治结构和政策的影响，反过来，审视个体生活也能给公共议题带来新的洞见。而彼得森把这句话倒了过来——他用政治议题牵引人们回到对个人生命的关注。
彼得森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恰恰在于很难给他贴上左派、右派或自由派这类标签。他所触及的，其实是更深层的结构。
经济学家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提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用来理解美国真正的政治分野。他认为，我们并非简单地采用“左-右”二分法，而是倾向于采取一种“思维捷径”（也就是经验法则）去解释政治议题。他认为，总体而言，进步派、保守派、自由意志派，各自沿着一条不同的主轴在看世界：进步派的世界里，核心轴是压迫者 vs. 被压迫者；保守派的世界里，核心轴是文明 vs. 野蛮；自由派的世界里，核心轴是强制 vs. 自由选择。
克林在 2012 年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这三派之间的界限还算清晰。但放到今天来看，同一根轴内部的分歧，甚至比不同轴之间的分歧更激烈。
以压迫者—被压迫者这根轴为例，进步派和民族主义者其实共用这条轴。两派都认为政治是一场零和游戏，有人赢就必然有人输。区别只在于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无论是交叉性女权主义者（intersectional feminists）还是民粹民族主义者（populist nationalists），无论是安提法还是另类右翼，他们的分歧不在轴线上，而在立场归属上。
左翼这边常常为了“谁更受压迫”争得不可开交，因为在这个框架里，受压迫程度等于道德资本。（这也是为什么本该联手的进步派内部总是内耗不断。）右翼那边，则是一种“要么压制人、要么被人压制”的逻辑：如果不时刻与政治敌人展开意识形态厮杀，自己迟早会成为被压迫的一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民粹和民族主义者更在乎“让自由派难受”这类象征性胜利，而不是推动惠及所有人的公共政策。）
过去十多年，特别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压迫者—被压迫者这根轴逐渐压倒了自由选择—强制和文明—野蛮。后两根轴曾经通过一种叫“融合主义”（fusionism）的联盟绑在一起——自由派（自由选择—强制）与传统保守派（文明—野蛮）联手对抗共同的对手。只有靠这种联盟，他们才能制衡压迫—被压迫这根轴的扩张。
但这个联盟从来都不稳固。社会越往个体主义倾斜，维系联盟就越难。两根轴渐行渐远，彼此都受了损伤。尤其文明—野蛮这根轴逐渐失势——许多保守派，特别是宗教右翼，为了不被时代甩下，开始悄悄向压迫者—被压迫者那根轴靠拢。
而这正是彼得森登场的背景。他一个人，就把这两根轴重新拧在了一起。
2016 年，加拿大提出一项法案（次年通过），将性别表达与性别认同列入《加拿大人权法》的保护范畴，同时也补充进刑法中关于仇恨宣传、煽动种族灭绝及量刑加重情节的相关条款。彼得森公开反对这项法案，也反对强制要求使用“ze”“zir”或单数“they”等替代性人称来称呼跨性别师生。
“我研究威权主义已经四十年了，”他告诉BBC，“这些东西，都是从控制意识形态、控制语言开始的。那些人造出来的词，我绝不可能用——没门。”
正是这种拒绝退让的态度，使他同时赢得了“自由选择—强制”轴与“文明—野蛮”轴这两个群体的支持（甚至也吸引了“压迫—被压迫”轴里那批就想与自由派较劲的人）。光是这些，已经足以让他成为公众焦点。但真正抓住大众道德想象力的，是彼得森的人格特质和他思考的深度。
他把克林所说的“文明—野蛮”轴重新表述为“秩序—混沌”。这个转换让轴线的含义变得更开阔，也更具个人色彩。2017 年，他在TEDx的十分钟演讲《重新定义现实》，是他整套思路最浓缩的呈现。
彼得森的很多观点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对荣格心理学太陌生了。除了“内向”“外向”这些标签，卡尔·荣格对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几乎没什么影响。倒是他的对手弗洛伊德成了文化宠儿，虽然流传下来的大多是弗洛伊德主义里那些最荒诞、最狭隘的命题，比如“人类一切动机都是性欲的变种”。
在性观念还受压抑的年代，弗洛伊德主义看起来既像真理，又像解放。但性革命一过，它那套说辞就露了馅，纵欲主义又让它彻底显得老派。相比之下，荣格主义，尤其是经彼得森重新讲述的荣格主义，为那些困在现代性“混沌”中的人，提供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出路。
问题是，荣格主义一旦被当真，就很容易滑向人本主义崇拜。正如乔尔·麦克德蒙（Joel McDurmon）所言：
彼得森博士固然推倒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伟大的人本主义偶像，但他的思想，从预设前提开始，到大量结论，其本质与人本主义、自主主义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到底，这种思想的危险程度，丝毫不输左派说过任何一句话。基督徒必须看清楚，这个问题在他思想里扎根有多深，以及这对我们如何分辨他的教导意味着什么。
奥古斯丁曾写道，异教作者若“说出了合于信仰的真知灼见”，我们就该“把这些见解从那些不义的持有者手中夺过来，归我们自己使用”。
他说：“就像埃及人不仅有以色列民憎恶逃避的偶像与重担，也有金器、银器、衣裳，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悄悄带走了这些，好好利用起来。”彼得森的做法如出一辙。他正用这种“抢掠”的方式，将基督教传统掠为己用，服务于他的人本主义目标。
爱尔兰U2 乐队翻唱《Helter Skelter》时，博诺（Bono）说过：“这首歌是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从披头士那里偷来的，我们现在把它偷回来。”同样，彼得森偷走了那首关于秩序与意义的歌。这首歌，我们基督徒曾经唱得那么好。现在，我们该把它夺回来了。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o Understand the Jordan Peterson Phenomen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