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愚妄人和狂傲的人，才敢对《启示录》下定论。”查尔斯·司布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末世热潮中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时，许多基督徒热衷于揣测基督再临的细节。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句有益的提醒。基督徒们常常忍不住想要把《启示录》中“必须快快成就的事”（启 1:1）描绘得比圣经所启示的更为清晰。
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的曲折历史，正是这种倾向的生动写照。所谓后千禧年主义，就是相信基督将在一个长达一千年的“千禧盛世”之后再临；这一时期将是福音广传、全民归信、社会昌盛、人类繁荣的时代。它的兴衰起伏提醒我们：我们的处境与历史环境，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影响我们对圣经救赎终局的理解。
基督徒始终一致地相信基督“将来必在荣耀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但在这广泛的信仰共识之内，关于“末后的事”的不同理解却不断发展。现代关于末世论（eschatology）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后千禧年主义、无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与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三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基督的再临与《启示录》20:1-4 所描述的治理千年之间的时间关系。
后千禧年主义在十九世纪尤其具有影响力，并在早期福音派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它的势头自美国南北战争（约 1861–1865 年）期间开始衰退，在二十世纪初迅速式微。尽管在二十世纪末曾有短暂复兴，如今它仍在福音派某些群体中保持一定影响力，但再也未能重现昔日的盛况。
后千禧年主义之所以与无千禧年与前千禧年论不同，在于它特有的“末世乐观主义”。它相信福音的扩展和世界的改善将在基督再来之前达到高潮，因此，它的流行程度往往与世界局势的走向息息相关。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后千禧年主义独有。所有末世论观点在历史中的起伏，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时代的脉动。但由于后千禧年主义天生的积极展望，这种历史影响在它身上尤为显著。
后千禧年主义最早的种子，萌芽于十七世纪英格兰盛行的千禧年热潮中。早在五世纪，奥古斯丁就以寓意解经方式解释《启示录》20 章，这种解释方法深刻影响了教会，并延续至宗教改革时期。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初，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开始提出不同的解释。
例如，英国教会的托马斯·布赖特曼（Thomas Brightman，1562–1607）和约瑟夫·米德（Joseph Mede，1586–1638）就主张一种面向未来的千禧年观。而有影响力的清教徒威廉·柏金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也开始支持历史主义的预言解读法，并对教会的未来愈发充满信心。
这一时期的清教徒末世论主要强调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犹太人的归主与福音的全球胜利。前者出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 章的教导。正如伊恩·莫瑞（Iain Murray）所指出的，这一盼望在 1640 年代是“主导性的”。此后，它依旧贯穿于当时各种末世观的思考之中，成为一条共同的主线。十七世纪经历了内战、宗教与政治的动荡，许多人在当时的局势中，看见了基督国度正在推进的征兆，因而对千禧年的期盼变得十分普遍。
在这一时期的末世热潮中，现代三种主要末世论观点（后千禧年主义、无千禧年主义、前千禧年主义）的元素其实都已隐约存在。不过，这些术语本身出现得很晚（“后千禧年主义”大约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当时那种极其多样的思想光谱之上。即便如此，后世所谓“后千禧年主义”的核心要素，已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尽管清教徒运动在 1662 年后未能在英国国教中站稳脚跟，这些信念仍延续到了十八世纪初的福音派运动之中。
这种影响在美国尤其显著。举例来说，约拿单·爱德华兹虽然在公开场合表达得相对谨慎，但他对复兴与基督国度在主再临前不断扩展的前景极为乐观。私下里，他密切关注时事，随时准备将其纳入自己研读《启示录》所推导出的时间框架中。不出意料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激发了那种归主主义的期盼，这种期盼后来成为了后千禧年主义的标志。
随着后千禧年主义逐渐形成清晰、独立的神学体系，它很快与十九世纪福音派那种积极行动的精神紧密结合，为广泛的社会改革提供了神学基础。它也与启蒙运动所强调的进步理念产生共鸣，塑造了当时人们在革命、工业化与科学发现浪潮中的思考方式。与此同时，一种世俗化的后千禧年思想也与福音派版的后千禧年主义并行发展。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却同样被“历史会向着更美好方向发展”的信念所驱动。
然而，后千禧年主义的衰落，也正是出自当初滋养它的文化土壤。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科学的进步与世俗化的加剧，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圣经根基。同时，随着德国圣经批判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质疑圣经的历史真实性，以及神所命定的历史轨迹这一概念本身。二十世纪的种种动荡——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极权政权、核武竞赛——进一步侵蚀了人们对历史必然进步的信心。
十九世纪时，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的兴起，为当时的基督徒提供了与后千禧年主义截然不同的视角。它强调基督即将再临，并在千禧年之前将有一段大灾难时期。这一观点由十九世纪的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和穆迪（D. L. Moody）推广，到了二十世纪，又通过司可福（C. I. Scofield）、哈尔·林赛（Hal Lindsey）、杰瑞·詹金斯（Jerry B. Jenkins）与提姆·拉赫伊（Tim LaHaye）等人进一步普及。这种神学框架帮助人们面对感知中的西方文明衰落及对基督教日益增长的敌意。对于那些在急速世俗化的现代文化中感到边缘化的福音派信徒而言，“在世界走向毁灭前将被主接走”的应许，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与盼望。
然而，后千禧年主义后来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期，R. J. 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引领了后千禧年思想的复兴运动，不过与早期版本相比，他的主张更为激进。这一派后千禧年主义强调旧约律法应当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主张通过神的律法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与转化。
尽管争议不断，他的思想仍在担忧道德沦丧、并认为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对此种社会堕落姑息纵容的福音派中找到了知音。同样，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莫斯科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 Moscow，位于爱达荷州）及新圣安德鲁学院（New Saint Andrews College）对重焕活力的后千禧年主义所施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前沿影响，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在这种革新形态下，后千禧年主义或许正收复部分失地，尽管远未恢复它一个多世纪前在福音派中的主导地位。
如今，福音派内部的末世论观点依然多元。尽管影响力减弱，后千禧年主义依然存在，而它的历史本身具有启示意义。它在复兴与改革时期的兴起，在理性主义、世俗化与战争重塑西方世界后随之衰落。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谨慎，避免让我们的末世观过度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文化与历史环境。
正如司布真所暗示的，我们在解读《启示录》时，必须小心保持在圣经的界限之内；同时警觉外部处境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 章中，为我们树立了平衡解经的榜样。整章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给出了再临的若干征兆，但同时也清楚指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 24:36）
在本章的结尾，耶稣将焦点转向那真正重要的事，就是属灵的预备。正如使徒保罗所写：“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帖前 5:6, 9）
最终，这一真理应当使我们怀着喜乐的盼望，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结尾一同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20）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ever Happened to Postmillenn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