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好人会遭遇邪恶？从该隐杀害亚伯起，这个问题就困扰着人类。圣经中有许多相关的思考，最著名的或许是《诗篇》七十三篇。自波爱修斯以降，这个问题也深深吸引了无数哲学家。然而，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思、却较少被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普通人会作恶？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恶——家暴、强奸、谋杀——也包括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恶。当年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支持希特勒，甚至参与执行他那灭绝种族的政策。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最著名的探讨，来自汉娜·阿伦特。她曾亲赴耶路撒冷，旁听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随后写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Study in the Banality of Evi）。在阿伦特笔下，艾希曼滑稽可笑，是个缺乏反省的平庸之徒，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所犯下罪行的严重性。在他自己看来，他不过是个“确保火车准点运行的人”。至于这些火车最终开往奥斯维辛——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毫无道德分量的细节。
尽管近些年对艾希曼的研究，对他在执行大屠杀任务时是否真的如此麻木不仁提出了质疑，但第三帝国的历史仍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刺痛每一个自信“我已足够文明，绝不可能参与那种恐怖”的人。1900 年的德国，是欧洲文化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33 年后，希特勒成了德国的总理。而如果没有无数普通、礼貌、甚至文明的普通人的参与，第三帝国与大屠杀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又为何会发生？
基督教给出的答案是：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败坏的，并倾向于自私。这话不假；但真理未必不显得陈腐。一个能解释一切的原因，往往什么具体问题也说明不了。英国人同样有罪，但并未策划系统性地消灭伦敦的犹太人。法国的反犹历史更恶劣，但也没有召开万湖会议。那么，为什么是德国？从这样一个文明国度的灾难性罪行中，我们究竟能否学到什么值得长久反思的的教训？
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夏普托（Johann Chapoutot）在其新著《血的法则：纳粹的思维与行动》（The Law of Blood: Thinking and Acting as a Nazi）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审视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提及其在国内外、战争混乱与治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夏普托全面呈现了纳粹所理解与经历的世界。而我们，正可从中汲取普世的警示。
《血的法则：纳粹的思维与行动》
约翰·夏普托（Johann Chapoutot）著
纳粹暴行的规模与深度，似乎超越了常人理解的范畴。究竟是什么驱使人们以如此无情的野心去战斗、杀戮、毁灭？自 1930 年代以来，观察家与历史学家已给出无数解释。
而在约翰·夏普托看来，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纳粹如何自我解释。尤其需要看清：有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而他们也不断地在传播这种观念——历史未曾给予他们选择：要么杀人，要么灭亡。
贝尔纳普出版社（Belknap Press），2018 年，512 页
在讨论纳粹主义时，人们常倾向于认为纳粹意识形态肤浅，——仿佛那只是精神变态者编造出来的信条，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种看法或许源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担忧：一旦试图解释纳粹主义为何具有吸引力，似乎就有为其开脱之嫌。但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它会助长一种心态：将“开明的我们”与“纳粹他们”之间划清界限，以至于我们很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掉进同一个陷阱。夏普托拒绝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在公共舆论两极分化、极端声音占据主流的当下，这本深入剖析纳粹文化及思想复杂性的著作，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可贵补充，也同样对学术圈之外的世界意义重大。
夏普托将纳粹主义呈现为一个庞大、内在自洽且在话语上极具说服力的信念与行为体系，它极擅于将当代事件吸纳进其宏大自我辩护的叙事中。其诸多要素根植于深厚的哲学与文化土壤。夏普托指出，对自然的崇拜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德意志种族独特且具有唯一的道德性；文化差异植根于生物学，而生物学自有其等级秩序。
这正是纳粹主义生长的基础前提，也是夏普托第一章的核心。在第一部分后续章节中，他阐释了这一前提如何塑造了对宗教、生育伦理、历史、法哲学及司法实践的态度，并揭示纳粹如何借助电影等媒介，构筑精密的历史与生物学叙事以形塑大众想象。塑造纳粹（亦即德国）文化的并非愚钝无知的穴居人，他们往往在学术与专业领域成就斐然。万湖会议的 15 名参与者中，8 人拥有博士学位，这绝非偶然。
第二部分夏普托把焦点放在“斗争”对于纳粹文化的重要性上。如果北欧人种真的优于其他族群，那么在迈向其终极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斗争就不可避免。这种斗争将同时在两个战场展开：一是在德国人的内心深处，二是在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就前者而言，德国人必须克服对“劣等者”的怜悯之情，因为这种情感会破坏北欧人种的宏大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基督教的攻击最为猛烈。因为基督教偏向弱者，被视为格外有害。
在此语境下，我颇感意外的是夏普托并没有提到尼采。学界公认尼采不是反犹主义者——纳粹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曾讥讽道，若不是尼采反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他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纳粹哲学家。然而，尼采对道德话语的谱系学剖析、将基督教视为奴隶道德的批判，以及对怨恨（ressentiment）驱动伦理思维的洞察，似乎都深刻地影响了纳粹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对犹太教这一宗教的理解。
第三部分，夏普托通过展示纳粹叙事如何为东扩辩护作为全书的收束。如果说起源神话是纳粹思想的基石，那么注定要抵达的最终边疆神话同样不可或缺。纳粹入侵与占领波兰所呈现的末世般恐怖，正是其叙事逻辑在实践中一贯推演的必然结果。如同《教父》的故事，纳粹的历史也昭示：错误前提下的冷酷逻辑，若被持续而彻底地贯彻，足以将良知尚存的人异化为魔鬼。
读有关纳粹主义的著作常有一种风险：掩卷沉思之时，读者唇边或许会浮起法利赛人的那句话——“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但夏普托的这本书应当引发一种更沉重、更令人警醒的回应，因为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社会的道德罗盘如何可能以悲剧性的方式发生扭曲。他所讲述的故事印证了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洞见：道德话语本质上是叙事的产物。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只有在一个对自身有着特定理解和讲述方式的世界中才说得通；亚里士多德、保罗、孔子、穆罕默德、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也是如此——当世界被置于起源与命运的叙事中理解时，道德规范便会随之反映并强化这些叙事。
纳粹主义正是依托于这样的起源神话（雅利安人种为人类的巅峰）和命运神话（所谓“种族优越者”的终极胜利）而蓬勃发展。对犹太人的“怨恨”（ressentiment）、在《凡尔赛条约》“罪人”与魏玛共和国颓废风气的推波助澜下，将这些神话燃成熊熊烈焰。在这种语境中，普世的人性道德悄然消逝，对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最终成了“合理”之事。
随后发生的大屠杀是一场规模难以想象的悲剧。然而，催生它的伦理机制，却每日在以更琐碎、更平庸的形式上演。基督徒或许特别容易受此影响。任何在基督教机构工作过的人都深知，起源叙事拥有巨大力量：不论是基要派与现代主义论争中舍己忠心的故事，还是美南浸信会保守主义复兴的传奇。而与这些起源神话紧密相连的命运叙事，同样在制度想象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中的危险在于：超越性的伦理要求被相对化，沦为服务局部叙事的工具。借用哲学术语，可称之为“为终极目的而对伦理的目的论悬置”。被视为障碍者遭受践踏，为实现宏大命运而编织的谎言被奉为真理。当虔诚的辞令不再用于掩饰而是直接为腐败正名时，每个人都在缓慢而坚定地沦为共谋者。
这正是夏普托的著作对基督徒尤为有益之处：它讲述了一个社会如何逐步、合乎逻辑、自洽地为至恶服务而彻底腐化的故事。它不仅让我们理解纳粹主义的崛起，更以某种方式警示我们道德思维与行为的运作机制——无论我们身处的小世界看似多么微不足道。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alutary Lessons from the Evils of Nazi Id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