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纽伦堡》（Nuremberg）在结尾引用了思想家罗宾·乔治·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一句警醒人心的话：“人类未来的唯一线索，藏在其过往行径之中。”这段结语与影片主题完美契合；《纽伦堡》这部关于人性之罪的电影揭示了人类作恶的可怕潜力。虽然影片讲述的是 80 年前的一段历史（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但它要传达的却是跨越时代的警告。
我们容易将纳粹分子脸谱化，视其为一种漫画式的极端邪恶，误以为这种堕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异类。同样，我们也可能滥用“纳粹”一词，轻率地将其贴标签于任何与我们政见不合、感觉上带有“法西斯”倾向的人。然而，《纽伦堡》这类影片提醒我们：现实中的邪恶往往以更隐秘、更不显眼的方式渗透人心——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陷入相互印证的偏见循环时，邪恶便更容易悄然滋生。
纳粹分子中既有狰狞的恶魔，也不乏平庸的追随者。怨恨驱动的攻击、自我欺骗以及其他罪性的习惯，一旦与纳粹主义结合，就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恐怖结果。1945 年盟军发现集中营的存在，大屠杀的暴行逐渐公诸于世，连某些纳粹分子自己都难以理解，他们究竟如何一步步陷入这深重的黑暗，沦为邪恶的共谋。
自 1961 年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执导、曾获 11 项奥斯卡提名的经典影片《纽伦堡大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以来，影片《纽伦堡》是第一部以纽伦堡审判为主题的大型剧情电影。虽然也有其他影片关注战后对纳粹罪犯的追捕与审判（例如 2018 年的《最终行动》（Operation Finale）），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则已成为探讨纳粹道德问题的经典著作，并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平庸之恶”概念，但在过去 64 年里，还没有一部电影真正把审判本身作为核心叙事。《纽伦堡》是第一部。
由詹姆斯·范德比尔特（James Vanderbilt）编剧与导演的《纽伦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刻展开，全片交织两条主要叙事线。一条围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由迈克尔·珊农〔Michael Shannon〕饰演）构建史无前例的国际法庭的艰难历程；另一条则跟随美国陆军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凯利（Douglas Kelley，由拉米·马雷克〔Rami Malek〕饰演），记录他对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由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饰演）、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由彼得·乔丹〔Peter Jordan〕饰演）与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由安德烈亚斯·皮奇曼〔Andreas Pietschmann〕饰演）等纳粹头目进行的庭审前心理评估。
两条线索交织并行，但全片最精彩的戏剧张力凝聚在凯利与戈林的对话中。马雷克与克劳用精湛演技演绎了两个各怀信念的男人，他们在频繁交锋中逐渐了解对方。凯利起初把戈林当作“实验对象”，希望能借此深入理解邪恶的心理结构。他心想，“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上定义邪恶，我们就能确保这种事永远不再发生。”
然而戈林却比凯利想象的更“正常”，甚至称得上颇具魅力。他性格强硬而倔犟，不愿给凯利提供任何有关纳粹之恶的言论依据。这种猫捉老鼠般的心理博弈，让电影的叙事充满张力。尽管影片的片长达到 2 小时 28 分钟，略显冗长，但这段心理较量无疑是最精彩的部分。
虽然凯利与戈林的对话场景始终扣人心弦，但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电影大约三分之二处时，重现了审判进行约一周时的法庭场景。当时，纳粹之恶的深度似乎还没有完全显现。戈林及其同伙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那种预期的极端邪恶。
然而，检察官随后播放了盟军发现并解放集中营时拍摄的真实影像（这些素材来自一部名为《纳粹集中营》（Nazi Concentration Camps）的纪录片，可以在亚马逊Prime上观看）。
在《纽伦堡》片中长达数分钟的片段里，我们目睹了 1945 年 11 月 29 日法庭众人所见的一切：《纳粹集中营》纪录片中令人窒息的画面——焦黑的尸体、形销骨立的幸存者、毒气室、堆积如山的骸骨、推土机翻动着的腐烂尸堆。整个法庭陷入死寂，所有辩词在铁证面前瞬间土崩瓦解。如今，面对像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等反犹分子的否认大屠杀言论，这种证据同样无可辩驳，也不容轻描淡写。看吧，这就是纳粹所做的。有确凿的影像记录在案，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对于当时法庭上的多数人而言，这是他们首次目睹纳粹暴行的影像证据。时隔八十年，在看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钢琴家》（The Pianist）及其他大屠杀题材电影后，这些画面对我们来说虽已不再陌生。但其冲击力依然锐利如初。它提醒着我们：视觉证据能直击人心，它能无情地揭穿“没什么可看的”式的操纵话术、否认事实、转移话题与其他回避伎俩。
《纽伦堡》以一段戏剧性的尾声结束：凯利在广播中接受关于他新书《纽伦堡的 22 个囚室》（22 Cells in Nuremberg）的现场采访，这本书讲述了他与纳粹罪犯的接触经历。主持人对凯利说：“你必须承认，他们（纳粹）是一群特殊的人。”凯利回答：“他们并不特殊。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这类人。”
“美国没有吧，”主持人反驳道。
“美国有！”凯利厉声回应，“这类人的性格特征很明显——他们渴望权力。你说美国没有？我敢断言，只要能够掌控另一半人口，美国绝对有人愿意踩着同胞的尸骨上位。”
尽管这一段话在修辞上极具冲击力，但我个人觉得，但它在帮助观众深入理解问题方面似乎仍嫌不足。这并不是说凯利的论点与影片的结尾论述没有价值，他说的确有其道理。影片借用纳粹的例子将“人类作恶能力”普遍化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层面：究竟是哪些文化与社会因素，促使这些“并不特殊”的德国公民在 1930 至 40 年代集体犯下如此暴行？
即便理论上，任何文化或国家的人都可能做出类似邪恶行为，但事实是，这种规模、这种系统性、这种手段，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纳粹的暴行有其独特性——渴望权力与控制的纳粹，不仅建立了大规模灭绝体系，还实际实施了对 600 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许多同样渴望权力的人却没有以这种方式实现他们扭曲的欲望。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在评论历史学家约翰·沙普托特（Johann Chapoutot）在其著作《血的法则：作为纳粹的思考与行动》（The Law of Blood: Thinking and Acting as a Nazi）一书时指出的：
没有大量彬彬有礼、举止文明的普通人参与，第三帝国以及大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原因何在？
基督教的答案是：人的本性是有罪的、堕落的、倾向自私的。确实如此，但这种回答虽真实，却显得过于笼统。能解释一切的通用答案，往往对具体问题缺乏解释力。同样有罪性的英国人没有策划对伦敦犹太人的系统性灭绝，反犹历史更悠久的法国也未曾举办万湖会议。那么为什么是德国？从这个高度文明国度的灾难性罪行中，我们究竟能汲取什么具有持久价值的教训？
我期待影片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与其含沙射影地暗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戈林那样的人，不如去剖析那些文化、政治与个人因素是如何交织作用，才最终造就了历史上如此独一无二的恶徒。这样的分析或许会更有裨益。
比起“邪恶无国界”的泛泛之谈，或许更有价值的是诚实地（尽管可能政治不正确）承认某些国家、文化或政治体制的确孕育了更多恶行。这不是为“我方”辩护的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结论。对纳粹德国崛起环境的严谨考察，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客观、具体，而且扎根事实。
要防止大屠杀重演，就不能轻率地将政敌类比为纳粹，把所有不良政客套入希特勒模板，或每当政治领袖划出我们不认可的底线时，就空喊“这是法西斯的行径”。真正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办法，是深入细致地审视历史本身。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纽伦堡》这类影片的普世启示并不在于它的说教，而在于它展现的历史本相：纳粹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产物。这一事实并不会让我们对当下潜在的邪恶掉以轻心；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具体因素、模式和趋势，应该特别引起警觉。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Nuremberg’ Ponders the Particularity of Nazi Ev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