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述 1381 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电影，与“9·11”恐怖袭击有什么关系？英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Paul Greengrass）选择在美国这场惨剧发生 25 周年之际，推出新片《起义》（The Uprising）。我想，这并非巧合。毕竟，他最受赞誉的作品正是以那场袭击为题材的《93 航班》（United 93，2006）。新片在这个时间点上映，仿佛在邀请我们思考，这两场充满暴力、激起强烈反响的事件，究竟有何相似之处？
《起义》因暴力内容被评为R级。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在片中饰演一位以“耕夫”（Ploughman）之名为人所知的农民。他与科斯莫·贾维斯（Cosmo Jarvis）饰演的沃特·泰勒（Wat Tyler）、杰米·贝尔（Jamie Bell）饰演的约翰·鲍尔（John Ball）联手，反抗不公的税赋，向 14 岁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及其腐败王廷讨回公道。影片展现了积怨如何沸腾，最终化为有组织的暴力反抗，试图推翻敌人。看到这里，它与《93 航班》的关联便愈发清晰。这并不是说，两场行动在道德上具有同等的正当性，或双方诉诸暴力的理由同样站得住脚。两部电影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一场试图以暴力颠覆既有秩序、最终却未能成功的行动，会带来怎样的恐惧与混乱。
格林格拉斯的其他几部电影也探讨了这一主题。《菲利普船长》（Captain Phillips）讲述2009年索马里海盗企图劫持一艘马士基货轮的事件；《挪威 7·22 爆炸枪击案》（22 July）则聚焦一名右翼极端分子，他在 2011 年制造了挪威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格林格拉斯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些试图发动变革的人如何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为自己辩护。他更在意的是，当这些人对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而最终诉诸极端暴力，那一刻会迸发怎样的戏剧冲突，又会酿成怎样的悲剧。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日子，背后的推手往往不是那些犹疑不决的人。推动它们的是某些人深信不疑的公义理想。只是这些理想往往已经扭曲成妄想，又被仇恨进一步煽动。
但暴力反叛者总会遭遇激烈而血腥的抵抗。《93 航班》之所以如此震撼，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看着大卫·艾伦·巴斯切（David Alan Basche）饰演的托德·比默（Todd Beamer）和其他乘客奋起反抗劫机者，为阻止恐怖分子酿成更大的灾难而拼死搏斗。同样，《菲利普船长》结尾部分，美军的反击令人屏息；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执导的《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2012），也让深受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策划的“9·11”恐袭震撼的美国观众，得以宣泄积压的情绪。
《起义》与这些电影有着重要区别，但它遵循了相似的叙事模式，也从暴力碰撞中呈现戏剧张力。
起义从头到尾讲述的都是暴力如何催生更多暴力。影片开场不久，耕夫目睹国王的官员对农妇施加骇人的暴行。他随即以暴力还击。影片暗示，正是这一点火星，点燃了蓄势待发的农民起义，使之迅速燎原。
片中，起义的农民几次似乎占了上风，从压迫者手中夺回权力，却又遭到暴力反扑，局势随之逆转。到了影片的第三幕，这一点尤其鲜明：暴力与报复轮番上演，间隔越来越短。
说《起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罗宾汉的“起源故事”，算不上剧透。加菲尔德饰演的耕夫，灵感来自 14 世纪英国长诗《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巧的是，现存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罗宾汉的，也是这首诗。这位传奇英雄的故事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原因在于，对饱受不公之苦的人来说，看着腐败的权贵得到报应，实在大快人心。这样一位以劫富济贫伸张正义、不惜触犯法律来匡正法度的侠客，广受喜爱并不奇怪。
但《起义》也有力地呈现出，这种做法既让人热血沸腾，又让人心生矛盾。落在堕落的罪人手里，再正当的公义诉求，也常常沦为新的腐败。这循环古已有之：受压迫者推翻压迫者，转身又成了新的压迫者。如此往复，没有尽头。
即使格林格拉斯并不以评判这些追求公义的起义是否正当为首要目的，他的电影仍不可避免地引导观众更同情其中一方。
在《93 航班》《菲利普船长》和《挪威 7·22 爆炸枪击案》中，影片显然要我们同情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而不是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起义》也一样。比起残酷对待农民的理查二世及其腐败廷臣，我们显然更容易同情起事的农民。耐人寻味的是，片中有个人物称他们为“一群可鄙之人”（deplorables）。这一场血流成河的惨剧中有不少斩首场面，暴力程度相当高。看完这部影片，久久萦绕心头的仍是悲叹。在这样的世界里，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仿佛永远无从打破。
在这个深受罪恶侵蚀的世界，追求公义本是应当的，这份愿望也是好的。可我们良善的初衷，常常在私欲与血气中偏离方向，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
就连堪称片中较为正直的耕夫，也未能幸免。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动机单纯，所求也不多。他只是一个在瘟疫中失去一切的农民，妻子儿女也都死了。沉重的税赋逼得他拼命耕作，“向土地索取它根本给不了的收成”。而他想要的，不过是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愿望：安息。然而，随着故事推进，他的动机变了。到最后，推动他的已是愤怒与复仇。
究竟怎样才能打破这循环？怎样才能让人得享全然的安息与自由，使起义与压迫一同止息？唯有一位全然良善的君王，才能做到。
《起义》中段有一幕格外动人，让我们短暂瞥见一位良善君王所能带来的和平与公义。伍迪·诺曼（Woody Norman）以极富张力的表演，刻画了理查二世复杂的性格。在这一幕中，国王接见耕夫、泰勒和鲍尔，听取他们对公义的诉求：“陛下，我们只求公道，只求弯曲的得以修直，仅此而已。”
他听进去了，至少看起来如此。有那么一刻，这位“弥赛亚式的君王”（当时的人如此看待君王）仿佛真是一位良善的王，能在地上代表那位身为神的弥赛亚。他甚至亲口点明了这一点：“神听见了你们的呼声，你们的王也听见了。”那一瞬间，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这样的国度：君王秉公行义，谋求百姓的福祉与平安，化解纷争，施行完全的公义。
可这只是转瞬即逝的幻景，甚至可能是一场残酷的骗局。归根结底，这一幕之所以有力量，主要在于它将我们的目光引向末后的盼望。它提醒我们，我们的灵魂多么渴望一位完全值得信赖的君王。
在那位君王的国度完全显明以前，起义仍会不断发生，有些成功，许多失败，因为不公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但我们不能只是耸耸肩，说一句“面对不公，人无能为力”。我们不该冷漠，也不该麻木。我们既要清醒地看见别人的罪，也要看见自己的罪；同时，要从神最终成全祂国度的应许来看待眼前的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对改变世界抱有合宜的期待，不至于陷入建立“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幻想。
罗宾汉无法使弯曲的变为正直。但他的传说依然拨动我们的心弦，因为我们渴望，也在等候，那位真正能做到这一切的英雄。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The Uprising’ Is a Fitting September 11 Rel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