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我以前的牧师托尼·梅里达（Tony Merida）一起共进午餐。他听说我现在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感到很好奇。“经常有人问我关于AI的问题，”他告诉我，“我通常的回应是开玩笑说：‘你说的是阿伦·艾弗森（Allen Iverson）吗？这个我可知道。’然后我就岔开话题，因为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在与托尼的交谈中，我们从AI在军事上的应用一直聊到它在事工中的使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牧者们需要一套既有技术根基、又有神学框架的思维方式来思考AI，这个框架既能理解该技术的核心局限，又能辨识它在门训特别是讲道方面的益处与危险。
像ChatGPT这类AI工具背后的大语言模型其实什么都不懂。它们是模拟推理的机器。OpenAI的GPT-4o模型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也就是一种转换器（transformer），它的训练目标只有一个：预测序列中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
你问AI一个问题，但AI并不是在理解语义。它是在基于所训练过的数万亿个词汇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然后利用这种分析生成一串在统计上最可能跟随你提示的新词。它的“推理”不过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模式匹配所产生的数学产物，并不是意识或理解力的体现。
大语言模型是精湛的模仿者，不是具备思考能力的头脑。
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在我的工作中，我看到像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这样的公司正在为其AI系统构建所谓的“本体层”（ontological layer），尤其是在那些高风险应用场景中。这种本体是对知识的一种形式化、结构化的表征，是一幅映射概念及其关系的图谱。开发者创建一个知识图谱，其中包含节点（例如“托尼·梅里达牧师”）和边（例如“担任……教会的牧师”），用以定义与其他节点（例如“神的形象教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一个固定且经人工验证的现实模型。大语言模型随后被限制在该图谱的约束下运行，将其神经网络的模式匹配能力与知识图谱的逻辑严密性融为一体。
帕兰提尔认为这种本体图谱不可或缺，这实际上是对其技术核心局限性的重要承认。这张地图防止AI产生幻觉或捏造事实，而这恰恰是AI很容易犯的毛病。
要使AI在关键场景中可靠，其创造者必须为它搭建一个数字围栏，并给它一张严格的人工制定的现实地图来遵循，以免它迷失方向。耐人寻味的是，前沿科技公司就这样在实践中基督教哲学家如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所称的“恰当基础信念”（properly basic beliefs）在实践中的必要性，任何推理系统要连贯运作，都必须以某些无需事先证明就被接受为前提。这种对根基性世界观的科技需求，与大语言模型和人类灵魂之间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也把我们引向一个对个人用户而言至关重要的危险：拟人化。
因为AI的输出感觉如此人性化，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人来对待。这源于我们根深蒂固的人类经验。我们理所当然地会将内在生命的典型产物，如有智慧的论证或富于情感的文章，与内在生命本身的存在联系起来。在人类历史上，沟通表象与内心实存一直密不可分。然而现在，机器首次能够在不具备任何内在生命的情况下，完美地复制我们的沟通方式。这对人类的成长乃至基督徒的门训构成了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威胁，因为这两者都依赖于真实的连接。
新约圣经将基督徒社群描述为koinōnía，即一种深厚的、彼此分享的团契（如腓 1:5）。这种团契包括教会肢体彼此担当重担（加 6:2）、用爱心说诚实话（弗 4:15），以及彼此认罪（雅 5:16）。这当中的每一条诫命，都以两个拥有内在生命、灵魂或灵性之存在的互动为前提。
对信徒而言，这内在生命有圣灵内住，圣灵通过我们与其他有圣灵内住之人的关系来引导、责备、安慰并使我们成圣。AI既没有可以参与互动的内在生命，也没有可以从中服事的内住圣灵。想象一位心理咨询师，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肯定你或接纳你。想象一位你可以向其敞开心扉的朋友，随后却瞬间删除了对这段对话的记忆。你并没有在建立关系；你只是在使用一个工具。这恰恰就是 ChatGPT 的本质。它无法替代神为了我们的成圣所制定的那种具身的、灵魂对灵魂的团契群体。
我曾在讲道预备中大量试验AI的使用。最初的试验很简单：“写一篇关于《约翰福音》1:1–3、模仿提摩太·凯勒风格的释经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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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肤浅性之外，这种做法还引发了关于抄袭的伦理问题。我听到许多人表达担忧，认为AI只是在复制粘贴某位作者的作品。然而，但这并不是这项技术的工作方式。
最近AI公司在法律上的几场胜诉开始巩固一个论点：当大语言模型以某位知名作者的“风格”写作时，其使用属于转换性使用，而不是侵权。
原因在于，AI并不会像数据库那样存储凯勒等作者的书。相反，在训练过程中，大语言模型会分析一位作者的全套作品，为其风格创建高维度的“语义地图”——这是一张由其选词、句子结构和神学概念之间的统计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当收到提示词时，它会在地图中寻路，生成一份在统计特性上与凯勒写作风格相似的全新文本，而不是搬用他原有的句子。
向AI索要一篇“凯勒式讲章”，你得到的是通过统计模式生成的、对其写作风格的回响。这是模仿，不是剽窃，但它终究是一种衍生性的、空洞的仿制品，缺乏凯勒牧师那种犀利深刻的洞见。
我接下来使用AI预备讲道的做法更加严谨。在要求AI动笔写作之前，我采用了一个分步骤的“语境工程”（context engineering）流程，与AI一起合作研究一段经文。
我使用了一个我称之为“向经文发问”的门训框架。我给AI提供一系列问题，用来呈现规范解经过程的逻辑顺序：从原作者意图及历史背景出发，经过语法与文学分析，进入该经文在圣经大叙事中的位置，然后才进入神学与个人应用。当我在教会成员中教导这种结构化的过程时，它避免了在理解经文“当时的意义”之前就急于跳到“这对我有何意义”这一常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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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产出的结果要优越得多，更加细致入微、更具逻辑性、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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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开始将 AI 的成果与我自己的研究进行对比时，情况改变了。当我亲自一步步进行相同的释经过程、与机器同步比照时，AI 所写的那篇此前看似极具洞见的灵修文章，突然让我感到无比苍白与空洞。
这再次肯定了我早已知道的一个关键区分：教导神话语的工作，本质上首先是一项属灵的操练，其次才是一门学术的研究。它是倚靠神的圣灵、借着祂的话语与神摔跤的过程。其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一份见解独到的分析，而是传达主赐给祂子民的话语。AI 或许能在学术研究的某些环节提供协助，但它被彻底排除在这个充满祷告、敬拜与倚靠圣灵的属灵实质之外。
撇开属灵层面的影响不谈，即使纯粹从学术角度来衡量 AI 的成果，它目前产出的质量也很少能超越一位训练有素的释经学者的成果。成熟的解经者能综合无数层次的语境：希腊文原文中论证的脉络、某个旧约引用的分量、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某场争论的细微之处，以及对复杂系统神学体系的影响。
虽然 AI 在处理给定语境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人类专家的心智能够更加精密地权衡和整合这些不同领域。我预计这一特定的技术差距会迅速缩小，也许在 2025 年底之前就会实现（该文于 2025年 10 月 14 日在福音联盟英文网站上首发——译注）。但就目前而言，二者在输出质量上的差异依然十分显著。
我目前对AI平台的使用采取一种更为审慎、也更务实的方式。几年前，我的日常查经是一种从容不迫、长达数小时的深入挖掘，从经文中汲取洞见，在笔记本上记录，慢慢翻阅原文词典。如今，我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一岁的孩子，还要经营一家企业，那种从容不迫的奢侈已不复存在。我的灵修时间变得更加聚焦。我会读一段经文，比如《约翰福音》1 章，默想它，然后转向AI，输入一个简单的指令：“解释《约翰福音》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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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AI那里得到的回复是一份概括性但信息充分的主要内容总结：包括历史背景、关键神学主题（如“道”的教义）以及不同释经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异。这是一种快速获得学术性概览的有效方式。
我为什么使用AI，而不是拿起一本包含同样信息的简明圣经注释或研读版圣经？有两个原因：速度和灵活性。
关于速度：即使你已经知道在哪个可靠资源中可以找到这些信息，从书架上取下那本书、翻到正确的章节、交叉对照上下文等等，这其中所涉及的认知成本也相当可观。而使用AI，我可以直接提问，几秒钟内就能得到答案。这在一小时的研读中可以节省 5 到 10 分钟，日积月累效果显著。对于现在身为父母、研读时间窗口变短的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使用AI也减少了“语境切换”的负担。我不再需要在注释书的开头部分（背景介绍）和我正在研读的具体经文之间来回翻动，而可以直接向AI一次性获取作者背景、主题和经文解释。
关于灵活性：使用AI让我能以注释书无法实现的方式与文本互动。我可以提出质疑、追问澄清性的问题，或者延伸到相关主题——例如，自某本注释书出版以来，不同运动或传统如何发展了一个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像一本我可以实时塑造的“定制注释书”。
当然，AI不应取代可靠的资源。在预备教导时，我仍然倚重我的研读版圣经、注释书和参考工具书。但正如一本简明的灵修注释书是对学术性和解经性注释书的浓缩，AI也可以作为另一个“摘要层”来使用——一个在我作灵修式研读时帮助我拉远视角、快速推进、建立关联的工具。关键在于，我是在倚靠自己的神学和释经学训练来使用它。我不把AI的输出视为权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认知加速器”。在我现阶段的处境中，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帮助我把握方向，然后由我自己进行真正的、以祷告为根基的解经工作。
这就带出了我认为对滥用AI最深刻、最符合圣经的批判：保罗在教牧书信中反复警告要防备“争辩言辞”（logomachia，见提前 1:6，提前 1:6:4，20；提后 2:14、提后 2:16、提后 2:23）。保罗指的是什么？让我们仔细分析语言和上下文证据。在《提摩太后书》2:14（NASB95 译本）中，保罗写道：“你要提醒众人这些事，在神面前郑重地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logomachẽin），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保罗所用的这一组相关词汇（logomachéō, logomachía, kenophōnía, mataiología），尤其是复合词logomachéō独特且可能带有术语性质的用法，表明他是在针对教会中某个具体且可识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笼统地警告分裂和好争吵的行为。
这些词汇很可能指向一种对圣经的过度字面化和脱离上下文的解释方法。这些词始终与“荒渺的言语”和“家谱”（如提前 1:4）并列出现，指向一种争论琐碎细节、却忽略更宏大意义的释经方式。保罗强调“纯正的教训”（hugiainoúsā didaskalía）是争辩言辞的对立面，暗示后者代表着一种不健康、甚至可能是刻意装糊涂的解经方式。
教牧书信的历史背景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解读。那时，犹太及早期基督教文本正开始采用希腊化的修辞技巧。在以弗所这样的城市中，精深复杂的希腊哲学与修辞教育营造了一种环境，使宗教文本遭受到诡辩家辩论中常见的那种吹毛求疵式的分析。保罗正在抵制在基督教教导中使用这些技巧。
他所提及的“无用的空谈” (mataiología / meaningless talk) 尤为耐人寻味。这表明这些辩论不仅仅是卖弄玄虚的迂腐之论，保罗的对手还在主动遮蔽或歪曲圣经文本的本意。这种言词争辩很可能是利用技术性的论据，来支撑那些脱离圣经作者原意的复杂解读框架（“荒渺的话”）。这种解读符合我们对希腊化哲学以及教会早期诺斯替主义 (Gnosticism) 的认知，两者都倾向于通过对圣经的“创造性解读”来构建形而上学体系（例如斐洛 [Philo] 在《论世界之造》 [De opificio mundi] 等著作中对摩西五经的寓意解读）。
保罗的批判集中在对手的方法（在言词上争竞、空洞的讨论），而不是他们的教义结论。这表明他的主要关切在于一种释经进路，这种进路将巧妙的言语操弄置于对文本本意进行实质探讨之上。他反复强调“纯正的教训”，意味着这些技巧产生的不仅仅是学术分歧，而是从根本上扭曲了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
此外，教牧书信的重点在于教会领袖和教导权柄。保罗关于“言词之争”的警告与他关于拣选和培训教会领袖的指示并列出现。这表明这些争论和释经方法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对手那些巧妙而肤浅的论证在积极破坏教会既有的教导权柄。
这样的光景在今天依然存在。在许多方面，当代基督教的论述恰恰反映了保罗当年所担心的困境。具体的技巧或许有所不同，但其中的错误却如出一辙。
在光谱的一端是“明星牧师”和所谓的“辨识度事工”（“discernment ministries”），他们利用煽情的话术制造愤怒，强解圣经仅仅为了吸引追随者。另一端是学术表演者，他们过度炫耀技术性细节和语言学分析，用专业知识的烟雾弹掩盖文本的意义。一端诉诸粗粝的情感，另一端假借理性的伪装，但两种进路都共享保罗所谴责的根本弊病：利用精巧的言语操弄来凌驾于文本意义之上，而不是服侍文本本意。
在这样的现状下，人工智能如今作为一种强力的新型催化剂闯入其中。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根据指令，将这两种原本就存有瑕疵的模式演绎得更加“天衣无缝”。
只需给出提示，AI就能同样轻而易举地生成民粹主义者煽动性的言辞，或是表演型学者晦涩复杂的学术行话。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两类人的“言词之争”，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修辞效果而对语义模式所进行的操弄。
这恰恰是大语言模型被设计来精通的任务。无论这种操弄是出自人类还是机器，其结果都与保罗当年所亲眼见证的如出一辙：大众被巧妙的花言巧语所折服，而不是在对神话语的忠心扎根中被造就。换言之，就是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这是保罗能一眼洞穿的危局。
大语言模型如果不是终极的言词之争机器，那又会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操弄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来“模拟推理”的引擎。它之所以终日与言词纠缠，是因为除了言词，它一无所有。
关键在于善用AI，同时避免两方面的危险：一是把它当作它本不是的东西（拟人化），二是将它用于邪恶的目的（言词之争）。以下是关于智慧使用的两点建议。
一、将 AI 作为高效的研究助手
牧师可以利用 AI 进行大规模的信息检索与总结，这些任务如果在图书馆中手动完成，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你可以让它综合归纳五本不同注释书对某段经文的见解，或者在教会历史的长河中追踪某个神学概念的发展脉络。然而，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牧师必须始终恪守“解经主体”的角色，透过自身的神学框架与解经能力来审视和评估这些数据。
不妨把 AI 想象成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研究助手。它可以为你跑去图书馆，把所有相关的书籍和文章都找出来，但最终认真阅读、理解这些材料，并撰写讲章的人，依然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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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它激发构思或打磨想法
借助语音转文字功能，我把自己对某个主题未经梳理的想法一股脑儿讲给AI，它会立刻生成一份文字记录。这个过程把AI当作一个互动媒介，用于心理学家所说的“外化认知”（externalizing cognition）。
表达的本身迫使思维组织化，而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就绕过了“空白页困境”。AI是一个不带评判的伙伴，它帮助我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让想法从脑中流淌到页面上。
把你的讲道构思对AI讲出来，让它即时转录，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起步方式。只需忽略它那些阿谀奉承的反馈（"这真是个精彩的洞见！"），把生成的文字当作你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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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AI 能抬高下限，却无法拉高上限。对新手而言，AI提供了一个脚手架，可以显著提高基线表现。但对于知识深厚且精细的专家而言，AI 生成的通用内容所能提供的边际价值微乎其微。这体现了专业知识的边际效益递减。AI 可以帮助一个拙劣的创作者成为平庸的创作者，却无法帮助一位优秀的写作者变得更好。它让使用者能胜任工作，但无法帮助使用者达到卓越。
正因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手工打造内容的时代。当AI把生成通用内容的成本降至零，这类内容就会沦为商品。而在任何商品化的市场中，价值会转移到那些真实的、有根有据、付出了高昂代价的作品上。“手工打造”将成为一个标志，指向那些不是“生成”出来的、而是“创作”出来的作品，它来自某个具体的人，带着其独特的视角、辛劳和属灵洞见。
当任何人都能在几秒钟内生成一篇千篇一律的讲章时，牧师历经一周恒切祷告、挣扎与辛勤打磨出来的讲章，将变得十分宝贵。我们的讲道和教导不是可化生产的产品；它们是献给神的爱的劳作，为了祂子民的益处。在一个人工心智的时代，教会所蒙的呼召，是要更深地扎根于AI永远无法复制的事物，就是一颗被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之真理所点燃的火热人心。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I’s Usefulness and Its Dangers for Prea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