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霍夫史密斯(Kyle Hoffsmith)参加的青年团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成效的青年团契了。他和两个兄弟上大学后，尽管父母都不是全职传道人，但兄弟三人都想成为牧师或宣教士。
然而，他们三人没有一个想成为青年牧师。
“在上大学时，我听过提摩太·凯勒建议大家去一家小教会，长期牧养那里的弟兄姊妹，这也正是他当年所做的，”霍夫史密斯说，“多讲道，全面投入，然后看神怎样带领——或留下或离开。所以我当时也希望走那条路。”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另一个原因是，做青年牧师比过去更加困难了。众所周知，Z世代更忧郁，社交焦虑更重，时间表也排得更满。九十年代那种以游戏、披萨和通宵聚会为主的青少年事工，如今已不像当年那样有吸引力，再靠那套做法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在注重扎实研经的改革宗圈子里尤为明显。一些人还认为，青少年事工最好还是留给父母来做。
这些变化导致青年牧师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TGC职位公告板发布的 230 个空缺职位中，有 46 个涉及初中或高中事工，数量仅次于副牧师。
“我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条来自寻求青年牧师的短信，”TGC运营副总裁扎克·科克伦（Zach Cochran）说。他在过去 2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青少年和青年牧师打交道。“这类需求源源不断。”
“愿意做青年牧师的人，远远跟不上教会的需求，”浸信会中西部神学院司布真学院（Spurgeon College at 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萨姆·比里格（Sam Bierig）表示。“我经常接到教会找青年牧师的电话和短信，但学生们并不会主动来找我想申请青少年事工的职位。”
霍夫史密斯在请大家为他的工作机会代祷时，明确表示自己对青年事工不感兴趣。大多数神学生都像他一样。
“当然，神为我开了门，让我在一间教会做青少年事工实习生，”他说。“后来，那份工作变成了一份全职青年牧师的职位。”
如今，霍夫史密斯服侍青少年已有十三年，这期间，他有过很多头衔。他的许多朋友都从青年牧师转成了主任牧师、执行牧师、植堂牧师。新冠疫情期间，他也想过放弃。
“后来我做了一个明确的决定，”他说。“我决定倾尽全力投入到青年事工中，就像我做的是主任牧师的服侍。”
如今，霍夫史密斯花大量时间研读圣经、预备周间课程，与家长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参加周间聚会和他开设的查经班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几年前，他问高中生们是否愿意一起读J. I. 巴刻（J. I. Packer）的《简明神学》（Concise Theology），结果有 42 人报名。
“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六年，”他说。“我们正在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果效。”
“现代青年事工最初是一种传福音的工具，而不是门训工具，”科克伦说。
他提到了吉姆·雷伯恩（Jim Rayburn）的“青年生命”（Young Life）和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青年归主”（Youth for Christ）。两者都始于 1940 年代，它们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家中的小组聚会，后者是体育场里的大型集会，但目标一致：拯救灵魂。这两个事工都颇受欢迎，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并迅速扩展到全球各地。
到了七十年代，教会看到了这一成功，开始聘请自己的青少年事工负责人来复制这些策略，帮助向年轻人传福音。有时这些负责人是参加过青年归主或青年生命的同工。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融入慕道友导向运动中一些引人入胜、以活动为主的策略。
时机恰到好处。
“从 1990 年到 2010 年，你只要打个响指，就召集到一百名学生，”科克伦说。这些早已受到教会环境熏陶的青少年，往往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他们会开车，还有打暑期工挣来的零用钱，渴望走出家门聚在一起。当时的青少年体育活动还没有膨胀到吞噬所有晚上和周末的地步。而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的美国，父母们也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孩子与基督徒朋友玩在一起。
“那时的青年事工就像一个酷炫又有趣的教会，”亚当·格里芬 (Adam Griffin) 说，他在成为达拉斯东城社区教会 (Eastside Community Church in Dallas) 的主任牧师之前，曾担任过青年牧师、公立高中教师、青年生命的领袖。“教会就是这样宣传的：‘青年团契是你一周中最精彩的时刻！’‘夏令营是你一生中最棒的一周！’”
照着这种说法，青年牧师看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有人付你薪水，你的工作就是去做各种有趣的事：吃垃圾食品、玩搞笑游戏，和酷酷的青少年待在一起。
但有一个问题：“那时的文化慢慢地开始仇视跟随耶稣的人了，而我们并没有帮助孩子们做好逆流而上的准备，”格里芬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随着基督教变得不那么有趣、不那么酷，四千万美国人离开了教会、走向世俗化。许多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也随之离去。
改革宗领袖们察觉到这一问题，开始抵制许多慕道友导向的策略。他们将校园事工置于地方教会的权柄之下，强调父母门训子女的责任，并注重解经式讲道。他们鼓励青年牧师长期留在岗位上，并开始制作相关资源来提供帮助。
在许多方面，青少年事工确实得到了改善。
“据我所知，大多数拥有强健学生事工的人，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比里格说。
海登·霍姆斯（Hayden Holmes）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寄居者教会J-Town堂点（Sojourn Church J-Town）的家庭与学生事工牧师。
“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一间典型的南方浸信会长大，他们教导圣经，相信福音，”他说。“那间教会注重通过大型、充满活力的活动来吸引人进门，向他们传福音。门训的重心就是邀请朋友来教会，向别人传讲耶稣。我喜欢那些活动，但在塑造性格的门训或逐卷研读圣经方面，做得并不算多。”
在亨德森山浸信会 (Henderson Hills Baptist Church) 实习期间，他接触到了改革宗神学。
“我参加的第一个研讨会是西缅（Simeon Trust）的讲道工作坊，”他说。“那彻底震撼了我。离开时我想，我为什么不逐卷查考圣经，把经文本身所讲的教导出来呢？”
他至今仍在这样做，每年秋季查考圣经书卷，春季查考教义或神学主题（比如主祷文或使徒信经）。他并没有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但每周三晚上仍有六七十个青少年前来听他分享。
“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方式，他们渴望这样的教导，”他说。“我们刚从夏令营回来，赫尔谢尔·约克博士（Dr. Hershael York）是我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读书时的教授，他是我们那周的营地讲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孩子们会怎么看他？“
整整一周，约克所宣讲的信息“完全可以在某个主日在讲台上宣讲，”霍姆斯说。“他只是走上台去，做他自己，以本真自然的态度传讲圣经。”
一周结束时，青少年们填写了评估问卷。
“所有的人都说：约克博士太棒了，我们爱他，”霍姆斯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或其他任何青年牧师的工作，比过去更轻松了。
“我以前主持过一个播客，做了上百场关于向青少年教导圣经的对话，”霍夫史密斯说。他现在主持着另一个播客（还写了一本关于青少年事工的书）。“那么多小时的对话中，最精彩的一句，是一位青年牧师在节目中说的：‘教初中生圣经之所以难，是因为教初中生圣经本来就难。’”
这话向来不假。但过去二十五年间，难度确实明显增加了。
“因为今天青少年的处境更难了，”霍夫史密斯说。
他说的难，不是指上战场打仗、或者独自带一把斧头去森林里求生那种难。Z世代无疑是历史上最富有、受教育程度最高、人身最安全、科技最先进的一代。
讽刺的是，这种富足反而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们深陷色情网站、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对心理健康问题也异常敏感。
另一个问题是，“孩子们不知道怎样跟人面对面交流，”霍夫史密斯说。“他们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聊天打字，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行。”
他们连谈恋爱也这样，他说。他更难分辨出谁和谁是一对，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一起当面说话。
有社交焦虑的学生对青年团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团契聚拢来的孩子们平时并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尤其在疫情之后，许多家长选择了私立学校、共学小组或在家教育。
“现在每个孩子来参加青年团契时都是陌生人——除非他们从小就在这间教会一起长大，”科克伦说。“当前青少年事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们之间关系的活力。你需要去培育它。”
最好的方式是在教会内部培养，让孩子们从在教会托儿所开始就每周见面。
但霍夫史密斯正在探索另一种方式。
“进学校有各种繁琐的手续，”霍夫史密斯说。“所以我在高中附近找咖啡店，在上学前或放学后在那里办查经班。”
这些查经班规模不大。孩子们买好咖啡、聚齐之后，大约只有六分钟时间用来讲解一篇诗篇，然后为学校祷告。但所结的果子已经足够鼓励他继续坚持。有时是有朋友偶然加入，有时是旁边听到讨论的成年人过来鼓励几句。有时则是在开车送他们去学校的三分钟教会面包车里，他们聊出了很棒的对话。
“我们看到神应允了祷告，”霍夫史密斯说。“我们祷告过的一个孩子在青年团契中信主了。”
今年，他在公立学校附近办了两个查经班，一所技校附近办了一个，还通过基督徒运动员团契（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在一所高中里办了一个。他也有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带领另一个查经班，他还计划为在家上学的孩子再开办一个。
目前，参加查经班的孩子比参加周中聚会的还要多。因此他计划明年把这些查经班安排在同一天，希望能以此为跳板，吸引这些孩子参加每周一次的晚间聚会。
“目前来看，如果他们愿意来参加学校的查经班，他们去参加周中聚会的可能性就会稍大一些，”他说。
“教养子女的方式已经变了，”格里芬说。“这不只是这一代人的经历，也不只是科技的问题。我们父母那一代的文化观念在代际之间来回摆动。”
与前几代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倾向于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更可能生活在再婚家庭中，也更重视与子女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
“大多数父母会承认，他们把子女当成了偶像，或者至少把子女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偶像化了，”霍夫史密斯说。
“这样做有不好的一面。因为父母害怕对孩子说不好听的话或者怕他们面对困难，对他们缺乏管教或门训，”格里芬说。“好的一面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更安全的关系来谈论困难的事。”
另一个好现象是，父母愿意与青年牧师谈论他们的孩子。
“父母总是问：‘我们哪里做错了？’”霍姆斯说。“我会说，‘你已经是今天第六位找我谈这件事的家长了。你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你们开始吵架。你们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正常。’”
几年前，霍夫史密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开始了家长联络会，”他说。“就像家长会一样，不过不是和老师，而是跟青少年事工团队见面。”
霍夫史密斯在主持这些面谈会时，首先会询问家长他可以如何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耶稣曾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说，“根据祷告事项，我就能了解家长和孩子的情况，并知道对话该朝哪个方向展开。”
霍夫史密斯和他的同工会做记录，以便在下一次会面时回顾和跟进，就像医生问诊一样。他们争取每年跟进一次，但如果有突发情况，随时可以安排年中会面。
“我可以告诉你几十个故事，说明这些和家长的联络如何渗透到与孩子们的实际服侍中，”他说。“如果我在秋天与家长见面，他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些挣扎’，那我就可以留意。之后如果发现孩子撒谎或在性取向方面有困惑，我已经心中有数了。我已经与家长建立了关系，他们信任我，现在我们就可以一起应对。”
就像规模较小的查经班一样，一对一的面谈非常耗费时间，远比每年秋季召集所有成年人开一次大会、讲解课程安排或短宣计划要耗时得多。
但由于这对高中生家长帮助很大，霍夫史密斯便要求负责初中事工的同工也开始这样做，随后将其推广到了儿童事工的所有阶段。
“家长需要帮助，”他说，“他们才是最终对孩子负责的人。他们需要了解青年牧师在他们孩子身上看到了什么，而青年牧师也需要了解家长看到了什么。”
有时这些面谈很艰难。但它们总是充满收获。
“如果有时候我开始怀疑事工的意义，我就会安排几次这样的家长面谈，”霍夫史密斯说。“这给了我机会，跟家长聊一些他们通常不会聊的话题。我觉得我们正在触及整个家庭，这让我重新充满动力。建立这一切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但这是最值得的。”
霍夫史密斯在青少年事工中的首要目标是教导学生圣经，第二个目标则是将他们与教会连结起来。他鼓励孩子们与父母一同参加主日崇拜，与年长的圣徒一同唱诗，并寻找服侍的机会。
他发现，对孩子们要求越多，效果就越好。
“我觉得对教会感到厌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只给孩子一些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那么他们离开教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我们提高要求，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2020 年，霍夫史密斯开始通过Zoom与青年团契的孩子们一起阅读神学书籍。
“我邀请了那些愿意真正读书的孩子，”他说。这成了一种不同文化的种子，并且不断生长。每年都有更多孩子报名。疫情之后，他开始与他们面对面聚会，随后又把他们与教会中的年长者连结起来。
“每周他们自己读书，然后在主日学和主日崇拜之间，与教会里的一位成年人见面，”他说。“这些见面特意控制在 12 到 20 分钟，不是在Panera餐厅进行一小时的讨论，而是足够用来讨论阅读内容，并让孩子们有机会与父母以外的成年人交流。”
两年前，他们用的是巴刻的《简明神学》。去年，小组学习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授米切尔·蔡斯（Mitchell Chase）所著的《万有的盼望：理解旧约的故事》（Hope for All the Earth: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接下来这一年，他布置了伊恩·卡迈克尔（Ian Carmichael）和马蒂·斯威尼（Marty Sweeney）合著的《终局在望》（The End in Mind）。
这种服侍并不适合每个青少年，也不适合每个成年人。但对于那些报名参与的人来说，这种做法一举两得：既建立了神学素养，又建立了代际连结。
“我为这件事打基础花了好几年，”霍夫史密斯说。“但现在这种读书团契已经有许多孩子，成批成批地参与其中。”
如今，一提到青年牧师，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九十年代那些吞金鱼、带领孩子们玩地下教会游戏（地下教会游戏是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在美国基督教青年团契中极其流行的一种沉浸式大型真人互动游戏，类似于结合了“捉迷藏”与“密室逃脱”的拟真游戏——译注）、通宵聚会的刻板印象。当霍姆斯的一个亲戚得知他在做青少年事工时，脱口而出道：“这是不是说你要带孩子们去棒球练习场？”
但这一角色也已自然地扩展到了家庭事工的范畴。过去八年间，霍夫史密斯从高中事工牧师逐步晋升为学生事工牧师，再到家庭事工牧师。在TGC的职位公告栏上，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事工岗位被归入更大的家庭事工、下一代事工或门训事工的描述之中。
这种转变为青年牧师带来了更多的责任、更高的薪酬、更长的任期。
“我真正开始看到果效是在第五年的时候，”霍夫史密斯说。“如果神呼召我去做别的，我会顺服。但就目前而言，我已经深深融入教会生活、青少年的生活和家长的生活，现在我可以走得更远、更快。”
他事工的成效本身就是支持长期留任的论据，尽管他会说他其实不会那么死板。
“我不认为把青少年事工看作一块跳板有什么问题，因为与青少年一起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说。
霍姆斯对此表示认同。
“做得好，青少年事工就是最好的训练场，”他说。“很多时候，成年人会退回到他们初中时的样子。他们表面可能多了一些伪装，但当你剥开这些，观察人们情绪上的反应时，你会想，噢，这个问题我去年在夏令营里跟两个七年级学生处理过。”
在这方面，初中生反而占了优势，他们比父母更具可塑性。
“我想趁水泥还没干的时候留下印记，”霍夫史密斯说。“我的目标是让学生们现在就学会跟随耶稣，学会那些能让他们在未来七十年受益的习惯。我希望他们将来能教导自己的孙辈去跟随耶稣。”
当教会打电话给比里格寻找青年牧师时，他会提醒他们，这个职位很难找到人。他建议将这一角色重新定位为副牧师的职责，并告诉教会从自己的会众中寻找可以培养起来的人选。
如果这些都行不通，他建议他们在必要时借助家长志愿者来维持事工项目的运转。
“运动中的物体会保持运动状态，”他说。
他表示，总体而言，今天的青少年事工比九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更加健康。“无论是牧师还是孩子，都不再对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感到迷茫。如果学生们能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足够久，并说一句‘我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就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你有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比里格非常看好学生事工。
“我对这一点感到无比乐观，”他说。“主依然在推进他的国度。我对学生事工的未来走向感到非常兴奋。”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Case of the Missing Youth Pas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