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所罗门·穆阿切奥波（Saolomon Mouacheupao）从小跟着家人去教会。但高一那年他真正信主之后，第一个念头反而不是去聚会，而是不想去了。
“我觉得教会跟我没什么关系，”他说，“教会对我没有什么实质帮助……我在自己房间里信主之后，开始自己读书、听道。头一个半月，我心里想的就是：‘我再也不用去教会了。我自己在这儿学的圣经比我这一辈子在教会学的都多。’”
穆阿切奥波当时听的是大卫·普莱特（David Platt）、马特·钱德勒（Matt Chandler）、陈恩藩（Francis Chan）和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这些牧师的讲道。但没过多久，正是这些他在家听的牧师让他明白，他需要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
“很快我就开始在本地教会服事了。那是一间很小的教会，大概一百二十五人，”他说，“青年团契差不多二十个孩子。青年牧师给我机会带小组，我还讲过几次道。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真的爱上了服事，几乎立刻就开始想：神是不是要让我作牧师？”
（图注：所罗门·穆阿切奥波在青年团契讲道 / 图片由本人提供）
穆阿切奥波重返教会的经历，反映了他这代人的一个更大趋势。从英国到挪威再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正在委身耶稣，参加主日敬拜。今年秋天，据神学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ATS）的统计，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入学人数“多年来首次”出现增长。
穆阿切奥波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属于第一波进入牧职的Z世代准牧师。而事实证明，这一代人比他们相对务实、习惯依靠自己的X世代父母，要复杂得多。
总的来说，根据他们的导师和老师的观察，今天的年轻教会领袖见识特别广，研究能力也很强。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注意力比较分散，阅读和写作能力也相对弱一些。他们渴望宗派的深度根基和问责制度，但对权威也心存怀疑。他们很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却比前几代人在同样年纪时更缺乏自信。
“大多数Z世代都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国会山浸信会（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二十六岁的实习生杰克·鲍尔（Jake Baur）说，“但那些意识到问题的人正在发光。有相当多的人很有思想，他们热爱圣经，也清楚这个世界的议程、我们这代人的焦虑，以及社交媒体和手机带来的危害。他们在尽一切努力跟随主、遵行主的道。我们这一代会涌现出很多人，真正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去爱别人。”
大约一二十年前，穆阿切奥波在网上追随的那些牧师，正是“年轻、躁动、归正”（YRR）运动中的年轻一代。他们发现了有历史传承的改革宗神学，就热切地在教会、书籍和各类聚会中讲解这些真理。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顶峰教会（Summit Church）的牧职实习与驻牧项目主任布莱尔·瓦格特（Blair Waggett）说，这批人属于X世代末尾、千禧世代开头的那一拨，“无论面临什么，都是拼了命地干”。
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二十一世纪初期事工的另一个特点是：做困难的事、去艰难的地方。正是这一批人冲在最前面，去城市中心植堂。植堂是牧职中最艰难的工作之一，而城市中心又是最难传福音的地方。
（图注：布莱尔·瓦格特[Blair Waggett]在教导新一批牧职领袖 / 图片由本人提供）
过了一阵子，这代人的风气开始变了。当那批父母管得最少、脖子上挂着钥匙的X世代结婚后，孩子生得少了，为人父母却上心得多。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就是Z世代，是第一代从小伴随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长大的人。他们的社交、教育和成长经历，越来越多地在数字化的环境中进行，或被各种平台所记录。
心理学研究者简·特文格（Jean Twenge）发现，其结果就是，千禧一代的末尾和Z世代的开头，在开车、约会、参加工作等方面，都比前几代的青少年要晚。她说，“青春期的成长轨迹变慢了，青少年比过去成熟得更晚。”
进入青年期后，这个趋势仍在延续。他们结婚、生子、买房的年龄，都比前几代人更晚。2025 年，只有 6%的Z世代员工有志于在职场中担任领导职位。近 40%的年轻员工对升职完全没有兴趣。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教会里。福音派神学院的总入学人数虽然没怎么下降，但以道学硕士为目标的学习，即大多数讲道牧师所读的学位，从 2017 年开始下滑。
“我有很多朋友想去做辅导，”2017 到 2020 年在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就读的穆阿切奥波说，“我想是因为大家害怕拥有权柄，或者害怕被别人看成是想要权柄的人。”（他大三那年，有三个朋友还特意来找他谈话，担心他的互补主义观点会伤害将来的会众。）
这个趋势折射出整个文化的氛围：从老板到警察再到政客，男性权威人物常常被视为“有毒”的。此外，疫情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它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让牧职工作的艰难更加凸显。
“焦虑绝对是（牧职学生减少的）另一个原因，”鲍尔说，“人们会告诉你牧会有多难。而我们这代人本来就很缺乏自信。”
但近来，风向似乎又开始转了。
“我现在还在慕迪参与一些事工，感觉想进入牧职的人好像多了起来——哪怕跟我五年前在那里的时候相比也是如此，”穆阿切奥波说。
他说得没错。去年十一月，神学院协会的报告显示，连续第二年，会员学校中增长的学校数量超过了下降的学校。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ATS高级主任兼首席运营官克里斯·迈因策尔（Chris Meinzer）写道，“道学硕士总入学人数在上升，而且增长面很广。”
超过半数的学校，包括 58%的福音派学校，都报告了道学硕士入学人数的增长。
那么，这些学生是谁？
当我请几位年长的领袖描述Z世代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先说了同一件事。
“Z世代领袖属灵生命之深，让我惊叹，”瓦格特说，“他们在属灵道路上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绝对不会出错？当然不是。但这确实塑造出一种与基督的身体和耶稣的工作紧密相连的领袖。这太令人振奋了。”
在杰克逊的改革宗神学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RTS），学生事务主任查理·温加德（Charlie Wingard）同样满怀热情。
“总体来看，他们在属灵上是成熟的，”他说，“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想学习如何牧养，想忠心地服事主。我同时在杰克逊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担任助理牧师，我知道Z世代年龄段的成人主日学班总是满的，坐满了认真想做好门徒的年轻人。他们想建立稳固的基督徒家庭。很多人早晚两堂礼拜都参加。”
（图注：格伦·威什纽和妻子弗洛琳 / 图片由威什纽提供）
二十八岁的湖畔之光研究所（Lakelight Institute）副主任格伦·威什纽（Glenn Wishnew）说，这种对属灵深度和属灵操练的渴望，是一代“刺激过度、塑造不足、缺乏传统根基”之人的自然反应，“他们需要锚定在比眼前这一刻更长久的事物上。Z世代常常觉得自己对手机上瘾，日常生活中漫无目的、没有方向。”
他说，被屏幕缩短的注意力时长，让祷告、读经、在教会里专心听道都变得更难了。但恰恰是这些操练，成了他们离开那混乱、瞬息万变、永无止境的信息洪流的救生圈。
Z世代的信仰之所以认真，还有一个原因：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优质的神学资源，他们随手可得。
在密歇根州兰辛市的大学改革宗教会（University Reformed Church），牧师贾森·赫洛普洛斯（Jason Helopoulos）注意到，他事工培训项目里的弟兄们热爱祷告、热爱释经讲道、热爱地方教会。
“他们也非常关心我说的‘经历性的信仰’或‘体验式基督教’，”他说，“他们明白必须有纯正的教义——这一点在这代人身上并没有失落。也许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江湖骗子。”
大多数问题在Z世代那里悬不了多久：这种关于蒙福的说法合乎正统吗？那句话真是司布真说的吗？圣经真是这么说的吗？
“Z世代的一个优点在于，他们逼着我要保持锐利，”瓦格特说，“我讲的东西必须是最新、最经得起推敲的。因为我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用ChatGPT查证我。”
瓦格特的学生实时核查他讲的内容，一旦他引错了话、说错了事实、打错了比方，他们立刻就能发现。信息随手可得，让他们能迅速辨别真伪。但这同样是个隐患。
“我们这代人完全没有合乎圣经的权柄这个概念，”鲍尔说，“我们对权柄的一切认知都是负面的。我在同龄人身上、在我带的青年团契学生身上都看到：除非牧者先证明自己值得信任，否则他们不会信任他。除非圣经证明自己值得信任，否则他们可能也不会信任神的话语。对任何真理主张，他们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除非你能成功为之辩护。”
（图注：鲍尔[前排左]与国会山浸信会的实习生们 / 图片由鲍尔提供）
媒体对公众人物失德行为的大量报道，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我们绝不要像那些滥用权柄、刻薄残忍的人，所以我们对谁都客客气气，’”鲍尔说，“但这教给人们的是，教会在他们生命中没有权柄。但是，教会的权柄不仅是好事，更是合乎圣经的事。如果我们不断怀疑教会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就永远不会让教会照它本可以的方式来塑造、更新我们。”
鲍尔自己也深受这种不信任感的困扰，尤其是在面对宗派这类机构时。
“我想我不会加入某个正式宗派，”他说。部分原因是他看到自由派的领袖把主流宗派拉得越来越左，远超他们中间比较保守的平信徒愿意的程度。
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宗派能提供的问责机制、社群关系和深厚的历史根基。这对很多Z世代是有吸引力的——看看高等教会和礼仪性传统日渐增长的人气就知道了。
“我在慕迪的时候，有一个趋势是转向圣公会、天主教或东正教，”穆阿切奥波说，“现在仍然如此。我手下有一个教牧实习生，现在正在慕迪读书，他宿舍那一层有一大半是圣公会的。”
穆阿切奥波说，高度礼仪化的传统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于Z世代“厌倦了凡事都靠自己编”。
Z世代面临的选择比前任何一代人都多，从咖啡口味到性别认同，无一不需要他们自己决定。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玩耍有父母安排，活动有教练规划，学业有标准化考试来设定轨道。
“我小时候，除了在学校，几乎没什么事是在大人监督下做的，”生于 1957 年的温加德说。他在操场上打球时，周围一个成年人都没有。长周末或春假时，他和高中朋友常常自己去露营，从来没有大人陪着。
“我记得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做的，”他说。这给了他自信。当他看着父亲牧养教会，自己也考虑进入牧职时，他并不觉得“要边做边学怎么牧会是什么可怕的事”。
他也不需要考虑加入哪个宗派。他自然会像父亲一样，做一个长老会基督徒。
现在不一样了。鲍尔在福音派自由教会（Evangelical Free Church）长大，如今在美南浸信会的教会实习，将来很可能进入以长老会为主体的改革宗神学院。
与此同时，年轻男性们也在寻找一条从学校走向讲台的结构化路径。过去十年间，顶峰教会、大学改革宗教会以及许多其他教会，都启动了牧职培训项目，作为神学院教育的补充。
“对这些项目的兴趣确实在增长，”赫洛普洛斯说，“这代人属于晚熟型，似乎需要更长的时间成熟。最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缺乏自信。这种程度在我之前几代人身上没见过。”
赫洛普洛斯说，实习或驻堂培训的一个好处，是让年轻弟兄在真实的事奉中建立自信。
“我们希望给他们真实的机会去检验自己的恩赐，让他们体会到主能借着我工作，也正在借着我工作，”他说，“他们需要一间稳定的教会，在那里可以犯点错、得到鼓励，然后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
这对一代被疫情和取消文化训练得不敢冒险的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我们不够勇敢，”威什纽说。
（图注：赫洛普洛斯[中]与他带领的事工实习生 / 图片由本人提供）
实习项目提供了一条进入牧职的较慢路径，既有结构，又不脱离现实的人际接触。
“有些神学生以为，他们在将来服事的教会中要产生持久影响力，得靠播客或社交媒体，”温加德说，“有些学生觉得这些地方值得投入时间。我反复告诉他们，这会夺走你与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
他说，网上的神学论战对大多数人并无益处。“我不觉得普通牧师能从中成就什么。”
赫洛普洛斯也这么看。
“你可以开个播客、开个社交媒体账号，说各种各样煽动性的话，收获大批粉丝，”他说，“但现实是，你要是不继续出那一套，粉丝就散了。”
不仅如此，在网上碾压别人、看人出丑得来的自信，既短暂又空洞。
“经过过程和制度的打磨，生出一种正确的自信，这有实实在在的益处，”他说，“不是狂傲，而是对自己所蒙呼召的合宜确信，确信自己有几分能力，可以好好地服事教会。”
被手机夺走的，不只是自信。
“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几乎个个都对手机上瘾、对社交媒体上瘾，”鲍尔说，“事实证明，我们根本驾驭不了手机。”
这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学业到娱乐，无一幸免。
"他们很多人来自一个不需要大量读写训练的学习环境，”温加德说。为此，改革宗神学院专门开设了写作辅导班。
（图注：2025 年秋季国会山浸信会实习同工与狄马可[Mark Dever]合影 / 图片由鲍尔提供）
“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分心，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挑战，”他说，“学生会来找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读神学院。我每天学习八个小时，还要上课，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我们来聊聊那八个小时。你的手机收起来了吗？你是不是一边学习一边处理短信、邮件和各种通知？是不是在刷比分、刷新闻？’”
答案是肯定的。
温加德告诉他们：“你不是每天学习了八个小时。每次你被打断注意力，都要重新花时间回到正题。关掉电脑上的通知提醒，实在不行就考虑用纸笔来学习。回到家就专心陪伴配偶和孩子，把电脑放下。休息时看场球赛或电影，也别带手机。享受当下，真正放松，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到学习中。”
做牧会工作时，同样要把手机收起来。
“我们有好几个同工，都需要我们提醒他们：‘开会的时候、跟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列席旁听治会会议的时候，手机必须收起来，’”赫洛普洛斯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试探，也是我们都需要对付的。这件事会严重影响你的事工。如果你面前的人觉得你没有在关注他们——这是最快摧毁事工果效的一种方式。”
另一条削弱事工的路，是把思考外包给人工智能。
“AI不仅给你答案，还给你获取答案的方式，”鲍尔说，“你可以问它一个非常抽象、有深度的问题，它会同时给你答案和论证。我们在AI出现之前就已经不擅长论证性思考了。让什么东西替我们思考，绝对没有好处。”
这很棘手，因为AI越强大，你就越容易掩饰自己在用它来完成工作。在改革宗神学院，温加德更倾向于用纸笔进行部分考试。
“罪总是喜欢隐藏，”鲍尔说。最容易隐藏的地方就是你的口袋。
他说，这也是色情内容使用量飙升的原因之一。
“色情内容在年轻男性的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几乎默认他们都有过相关经历，”赫洛普洛斯说，“在长老会的按立程序中，每个长老会都会考核候选人。我们规定必须问：‘你是否在使用色情内容？你是否有过使用色情内容的历史？’但过去几年我们发现，这样问还不够。”
现在他们会问：“你看过哪种类型的色情内容？”
他说，答案从“没有”到“暴力色情”再到“兽交”，不一而足。
“罪总是想要更多，除非你治死它、杀死它，否则它会把你越拖越深，”他说，“唯有借着基督的恩典才能把它抛弃。我们不仅要对付色情，还要对付一切暗昧的事，以及那恶者想要使我们偏离基督的良善与荣耀的企图。”
Z世代的基督徒明白这一点。
“据我观察，这代人在对抗色情上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瓦格特说，“他们会坦诚告诉你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渴望谦卑、问责，以及深度属灵塑造的生活。所以，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挣扎，不去陷入色情；另一方面，他们也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在对抗它。”
Z世代的注意力在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之间飞快跳跃，让他们感觉很忙，但外在的生活节奏反而更慢。这不仅体现在晚婚晚育上，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图注：顶峰学院受训中的事工领袖 / 图片由瓦格特提供）
“他们非常看重休息和安息日的理念，”瓦格特说，“有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是的，但我们在休息之后要工作。因为神造我们就是为了工作，而且这是对福音的回应。’”
瓦格特说，有时这种对休息或工作边界的渴望会被误解为懒惰。
“但十有八九，我们认为的懒惰，其实只是他们对‘需要什么’的理解和我们不同，”他说，“他们并不懒惰。他们成长在一个经历了疫情严峻挑战的时代，没有人教他们牧会所需的那些软技能和领导力心态。”
威什纽对自己这一代的评价则更直接一些：“世俗社会和基督徒Z世代当中，都有着一种对心理舒适和安全的偶像崇拜。工作与生活平衡、对腐败体制的怀疑、疫情下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归到‘安全’这个大类底下。”
瓦格特说，最好的做法是与Z世代沟通，以身作则展现好的领导力，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陪伴同行。“帮助他们成为我们知道神所设计他们要成为的样子。”
Z世代是一幅对比强烈的画卷。他们习惯了空前多的选择，也习惯了空前多的安排；他们暴露在更多色情内容之下，却也争战得更猛；他们知识更丰富，线下沟通的能力却更弱。
尽管矛盾重重，温加德却说：“对未来几年将要发生的事，我非常乐观。我们正在迎来出色的学生。我听讲道实践课上学生的讲章，几乎每周、几乎每个学生，我听到的都是对神话语恳切的讲解。我听到的，是与经文认真摔过跤的人。让我对教会的未来充满期待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神学院里听到的讲道质量。”
或许这一代人，这一代行动更慢、与罪争战、渴慕深度的年轻人，正是牧养下一代、教主日学、带青年团契的最佳人选。
（图注：威什纽向八年级学生演讲 / 图片由本人提供）
“我做青少年事工时，看到那些孩子对信仰有极深的渴慕，”鲍尔说，“我服事的年轻人最常见的抱怨就是：‘我们有更深的问题，但感觉现在没有人给我们答案。’”
瓦格特说，Z世代能做到这一点。
“Z世代的领袖极其渴望真实，”他说，“他们想要社群，想要反馈。他们非常优秀。我们教导他们以正直和谦卑行事、在群体中公开诚实地生活时，这本来就是Z世代想要的。在这方面几乎是水到渠成。”
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预备承担责任。穆阿切奥波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完成道学硕士后，希望担任主任牧师。
“我相信教会，”他说，“我爱教会。神要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这些都是驱动我的动力，是我为之兴奋的原因。”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eet the Gen-Z Pa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