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不懂得安安静静地呆在屋里。”
如果你想为帕斯卡尔这句妙语找点实证依据，2020 年新冠造成的隔离便是一个绝佳例证。事实证明，“安安静静地呆在屋里”恰恰是我们发现自己最不擅长的事，至少“安静”那部分做不到。
全球疫情、居家隔离、新闻播报中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以及不知这一切何时结束的茫然，共同构成了大多数人宁愿忘掉的一年。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我们都拼命试图掌控局面。掌控不住了，焦虑就变成沮丧，烦躁就变成愤慨。一个习惯了凡事在握的人，一旦失去了掌控，局面就会变得很糟糕。
只要掌控得法，人生就会美好。这个许诺是驱动后启蒙时代生活的引擎。从求学与就业，到恋爱与婚姻，到生育与养育，再到衰老与死亡，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处处折射出同一种渴望：尽可能把一切握在自己手中。这也不难理解，掌控确实有许多好处。
然而正如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掌控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掌控的追求“开始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总以为，幸福的人生可以规划、可以预测、可以管理、可以执行。可只要这么想，就有几样痛苦的麻烦反复找上门来。
掌控带来的快感，从生到死推着我们走。安迪·克劳奇（Andy Crouch）把这叫作“处处便捷”，我们对它上了瘾。新技术层出不穷，让我们迅速握有更多掌控权，却不必为此生出相应的智慧和本领。你若想练成一手好琴，或啃透一本难读的书，非得下好几年的功夫不可。长久以来，要获得更多掌控，就得在通往真自由的路上面对阻力，不躲不闪。拥抱阻力，更多掌控，这两件事本是一回事。
数字技术却是另一回事，它让人几乎不费力气就能掌控。手指在屏幕上一划，大权在握。冲动一来，随时打开社媒，看看“朋友们”在忙什么；谁发的东西你不爱看，取关便是。阻力？没了。点两下，想买的几乎都能买到。丝滑顺畅。登录后，古往今来的歌曲、剧集、电影随你挑。简单。想知道一本书讲什么？问手机。要写一封要紧的邮件？让聊天机器人代笔。于是我们往椅背上一靠，自言自语道，做国王的感觉真好。
可一旦我们自认是点石成金的君王，最怕的就是造反。罗萨说，“晚期现代社会支配所有生活领域和不分老少所有生命年龄的决策原则，就是将（更多）世界纳入自己的作用范围中”；照这个逻辑，任何反弹都是对王权的冒犯。其实不必亲历疫情那样的不确定，你也感受得到阻力的刺痛。疫情只不过是强化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再寻常不过的冲突点罢了。
大自然会抗拒。人学会摆布自然，让它听我们使唤，可大自然自有主张，这一点我们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飓风、洪水、瘟疫、病毒，至今还纠缠着我们；而死亡与毁灭也从未走远。
他人会抗拒。晚近现代人有个默认设定：凡事都要“增加自己在世上所占的份额”。这样一来，关系就成了工具。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别人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可别人偏偏抗拒，抗拒得让人难受；反过来，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成了别人达成目的的工具，也照样一肚子委屈。
身体也会抗拒。皱纹、白发，你尽管遮掩，可瞒不过自己。时间和熵正步步为营，而且很快就会公开宣告胜利，这一点我们心里有数。隔三差五，又一个朋友查出癌症。我们抗拒阻力，到头来终归徒劳。
而生活习惯一旦全都围着“处处便捷”打转，有些东西就再也培养不出来了，比如智慧、本领、韧性。这些品格来自于直面日常生活中那些小小的阻力，而不是绕着走。
现代人一心求掌控，现实却处处是阻力，两者之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错位。于是人心生出挫败、愤怒、绝望。掌控越是成为我们的神明，抗拒就越是成为一种亵渎。
二十世纪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用荒谬这个词，捕捉到了当世界拒绝满足我们期待时那种近乎亵渎般的感受。“荒谬就产自人的需求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我们越是这样活，越是觉得世界本该让我们看得明明白白，幸福本该按我们的条件到手，人生本该依着我们的要求，而一旦遇到不肯配合的现实时，我们就越是在愤怒与痛苦之间来回摇摆。
我们对掌控的期待越抬越高，现实的阻力却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张力就生出了荒谬感，把我们推向那些电子设备，在它身边越待越久。他人会抗拒。大自然会抗拒。社会会抗拒。我们的身体也会抗拒。设备却不一样。设备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我们。
设想你是世上最后一个活人，统治着一个满是高性能机器人的世界。这些机器都编好了程序来伺候你：陪你说话，给你做饭，供你消遣。你想要什么，它们就办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可这样的安排，你迟早会受不了。为什么？
因为这种机械化的互动缺少了人和人之间最深层的爱之表达。罗萨认为，机器人的技术再先进也没用，任何“没有自己意志”的东西都不会与我们产生共鸣。如果一样东西是按照程序来听我们使唤的，我们就不可能从它那里得着真爱。充满活力的关系不会来自于掌控，而来自于那种无法控制的一来一往。我们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拿它们把生活填满，结果自己越来越像没有生命的机器。这岂不是很讽刺吗？
我们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沟通，阻力更小，效率更高。邮件和短信让我们直奔主题。它们塑造我们。我们开始贪图更高效，更可预测的生活。而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些产品正在让我们更孤独。
想想看，跟孩子的关系更有效率，意味着什么。或者，跟配偶、跟至交的关系不那么敞开，会是什么样子。人与人之间若把有用和可控摆在第一位，某种意义上确实“更便捷”，但也会变浅。
在这套以掌控为核心的环境里，久而久之，我们无法真正地看见他人，也无法真正地被他人看见。自然成了有待优化的资源，而不再是我们安居其中、悉心看顾、为之惊叹的家园。身体成了机器，要一路优化到服服帖帖。生活就这样机械化了。人味更少。疏离更深。
这种疏离催生了当代两种典型病症：抑郁和倦怠。我们像瘾君子一样，给掌控加大剂量，当成治愁的解药，一路加速，只求掌控自我。工作、自我提升、心理咨询、节食、健身、竞技旅行和度假，都被包装成医治我们绝望的处方。可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指出的，这样的活法造就的是一个“倦怠社会”，人人皆耗尽，处处是绝望。
在那则著名的希腊神话里，弥达斯王（King Midas）如愿得到了点石成金的本事。可这份梦寐以求的能力很快变成噩梦。因为凡是他伸手去触碰、想要变成黄金财宝的东西，都会变成毫无生命的死物。现代世界赋予了我们君王般的权力去攫取、去掌控。这点石成金的本事越是老练，世界在我们眼里就越是死气沉沉。为了应对这种死寂，我们变得麻木。如果有人或有什么从外部试图触及我们，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正如罗萨所说，在我们晚期现代对掌控的追求中，我们越来越失去“被召唤、被触及”的能力。
2024 年 7 月，我们一家出发去度一个盼了很久的假。从阿拉巴马飞往遥远的纽约，正是人类“够得着的范围”不断延伸的众多例证之一。五十吨重的金属以每小时五百英里飞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真正触手可及。活在这样的时代，何其有幸！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无助的一周。一场全球性的软件故障，把机组、飞机、几十万旅客统统困在原地。几小时拖成几天，旅客和地勤脸上的无助，显而易见。我至今记得那位票务员怯生生躲在柜台底下，避开那些已经从沮丧变成暴怒的客人。老实说，那几天我也很想骂人。
活在这样的时代，何等不幸！
讽刺的是，现在，掌控可以迅速转变为无助。我们经历的并不是掌控多一分，失控就少一分，而是掌控与不可控性一同暴涨。前一秒我们还感觉自己像神一样（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下一秒又觉得自己不过是排队行军的蚂蚁（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在这情绪的过山车上颠来颠去，那份压力又加剧了内心深处那种混乱与徒劳感。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再次赫然显现。凭着我们超级的科技、渊博的知识、强大的执行力，照理说，日子应该过得更顺、更太平才对。可一旦事与愿违，一旦生活给我们迎头一击，总该有人为此负责吧？
又一起校园枪击案，又一架客机坠毁，又一场山火吞噬生命和家园，于是调查启动。政治上，我们把乱局归咎于对方阵营的愚蠢。信教的怪不信教的，不信教的怪信教的。穷人怪富人，富人怪另一拨富人。
总得有人来背锅。
七十五年前，法国批评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就预见了这一切。罗萨说的是我们当代人的掌控问题，埃吕尔谈的则是手段对目的的胜利。面对一个在我们眼中已然死去的世界，我们愈发专注于各种取得“进步”的手段。究竟是什么样的进步，没人在乎。“每当飞机刷新速度纪录，我们就大赞自己，并竭尽全力飞得更快，仿佛速度本身就是充分的、美好的目标。可是，省下时间究竟为了什么？”埃吕尔的问题得让人坐立不安：“现代人被手段非人化，自己也沦为了手段。他们得到了时间，生命得以存续，却像一群拿到复杂机器的野人，没有操作它的技能。”
看到这般灰暗的时代诊断，你或许会把埃吕尔当作个冲着我们嚷嚷“放下手机”的老古板。但只要在这段话前多停留片刻，你就会发现，埃吕尔在尖刻的批判里埋下了盼望的种子。
我们得到了奇妙的机器。我们拥有能帮助我们活得更健康的工具，拥有本可帮助我们活得更好的科技恩赐。我们口袋里装着超级电脑，天上有我们买张票就能坐的飞行机器，还有听候差遣的机器人。父母已经把钥匙抛给了我们，保时捷归我们了。活在这样的时代，何其有幸！
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学过开车。因为我们主动退出了“阻力”这所学校。
埃吕尔说，我们不能、也不愿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向阻力学习，思索如何在现实这个车道线内驾驶。于是乎，我们便“像火箭一样高速前进，冲向不知何方”。一路上还有人劝我们，如加缪所说，只管“想象自己是幸福的”。可我们不断在现实面前撞得鼻青脸肿，又怎么想象得出幸福来？“但如果我们学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呢？”帕斯卡尔赌的是，如果我们学会慢下来、把镜头拉远，如果我们追问人生至深的痛苦与喜乐，如果我们敢于卸下防备、踏上另一条路，也许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向阻力学习。因为她有很多东西要教导我们。
阻力的荒谬，那一道对人生的期待与失控世界之间触目惊心的鸿沟，使加缪否定了一切终极意义，也否定了那位能让意义立得住脚的神。
然而在加缪的分析底下，埋着一个可能把人引向相反方向的直觉。我们凭什么期望世界是另一副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对混乱忿忿不平？在一个“血红爪牙”、弱肉强食的自然界里，原子与能量的随机碰撞，怎么会产生出一种期待和平、和谐与意义的受造物来？这错位究竟从何而来？
早在加缪之前三百年，帕斯卡尔就已看到：“所有这些悲惨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没有其他动物能感受到存在的荒谬。我家的狗奥蒂斯（Otis）不会厌恶自己终有一死，也不会像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对人类的著名剖析那样，试图通过创造自己的“宇宙意义”来压制死亡。狗满足于自己的狗性，唯有我们人类隐隐觉得，我们本该不止于此。
这份伟大也使我们痛苦。因为伴随掌权治理、延伸我们触及范围的能力而来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有些事情搞砸了。孩子在挨饿。自由人沦为奴隶。幼女遭到性剥削。无辜者被枪杀。洪水卷走成千上万的生命。杀人如麻的暴君却安享天年。我们理所当然地感到，这些是恶，我们理应努力掌控，扭转局面。但我们同样知道：无论怎样努力，世界总在抵抗。我们就像流亡异邦的君王，寄居在一群拒不朝拜的陌生人中间。
比“无法作威作福”更糟的是，当我们真的夺得了掌控权，却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毕竟，奴役他人的就是人自己，剥削受造界和其他受造物的也是人自己。我们掌控自然的能力，既带来了救命的医药，也造出了毁灭生命的武器。这世界的问题不单在于我们控制不了它，更在于我们常常控制得了。令人不安的，不只是世界抗拒我们伸出的手，而是我们伸手所及之处，常被我们亲手毁掉。这世界出了问题。我们自己也出了问题。
帕斯卡尔把人看得透彻：“人究竟是怎样的怪物？多么惊人、多么畸形、多么混乱、多么矛盾的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软弱的蚯蚓；既是真理的托管人，又是不确定与谬误的阴沟；宇宙的光荣和糟粕！”
一方面是人的天才禀赋与道德抱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破碎与疏离。这两者之间的错位是人类存在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什么才能最好地解释我们处境的荒谬？
而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做什么？
有一天，一个人跑来见耶稣，问他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可 10:17）。如果说世上有谁自认深谙掌控人生之道，非此人莫属：有钱，年轻，还是个官。
而且，用我家乡人的话说，这人显然“活得正派”。耶稣提到十诫的后六条时，他信心满满地宣告：这些他全都做到了。在同时代人眼中，这人就是“人生赢家”。正因如此，耶稣对他的拦阻才让门徒觉得如此不可理喻：（可 10:21-22）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21-22 节）
如果在我们的想象中，耶稣已逐渐变成一位古代版的“人生教练”，专为我们大展拳脚的雄心加油鼓劲，那么这段经文就是一道拦阻。被这个凡事便捷的世界塑造久了，就有一种危险：连耶稣也成了让我们不舒服的阻力，被我们下意识地绕开。更糟的是，正如尼采所察觉的那样，我们的宗教本身变成了一种权力意志。
一位被扭曲成我们自己形象的耶稣，不过是我们用来掌控局面的又一根操纵杆。“幸好，耶稣恨我所恨的人，赞同我的一切政治立场，还给我网上的每一条高论点赞。”或者以更古老的面目出现，就是：“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路 18:11）。我们或许想要一位支持我们自欺欺人的神，但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项。而这恰恰是个好消息。福音书中的耶稣，拒绝我们把祂占为己有。如果我们能安静下来，直面耶稣的拦阻，或许恰恰会发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令人错愕的爱。
说它令人错愕，是因为乍看之下，祂的拦阻并不像爱。然而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命令那人变卖一切，恰恰就是“爱”他。耶稣看得出来，财富已经成了这人的“神”。耶稣也知道，这份效忠最终会把他带向怎样的地狱。
人追求金钱，图的不是钱本身。没有谁生来渴望硬币或纸币。吸引我们的是金钱所许诺的那种掌控感和安全感。它延伸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让我们觉得不那么需要依赖别人：需要帮忙？雇人就行。需要出行？付钱就好。丢了工作？还有积蓄可以撑住。金钱就像一个神明，帮我们摆平难题，哄我们安然入睡。
直到有一天，它做不到了。
金钱蛊惑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自立为王——自给自足、处变不惊，甚至刀枪不入。但这道魔咒是有代价的。
第一、花钱买来的自主，把我们从彼此依靠的关系中隔离出去。金钱像变魔术一样，免去了我们的种种依赖，可我们也随之丢掉了做人的滋味。
那种拼命挣钱、用钱换取掌控的焦灼状态，磨钝了我们耐心去认识他人、也被他人认识的能力。对金钱的效忠，让我们变得像《绿野仙踪》里的无心铁皮人，至少是铁石心肠，越来越难接受和给予真正的爱。
第二、再多的钱也不能杜绝一切风险，更挡不住死亡的必然。我们向金钱俯首称臣，求它给个安稳；但只有执迷不悟的人才会在临终之际还伸手去抓钱。金钱不过是神的廉价替代品。
正因如此，耶稣才常常划出清晰的界限。祂像一位良医，把诊断说得毫不含糊：你可以信靠神，也可以依靠金钱来获取如神一般的掌控，二者只能择一。任何宗教或道德的粉饰都遮盖不了这个抉择。耶稣正因为爱这位年轻人，才点出了那正在慢慢吞噬他生命的癌症。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像他一样回应耶稣的教导，攥着财富和掌控，忧忧愁愁地转身离去。在我们这个故事里，少年官走了。但他本不该如此。以他那样严谨的宗教操守，他理应熟知那个古老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类抢夺掌控权，结局一败涂地。
在《创世记》1 章和 2 章里，神在掌管一切。与对待其他受造物不同，祂不只是用话语造人，祂还与人说话，呼召这些承载祂形象的人与祂同行，代理祂治理全地。人受造，既为相交，也为治理。然而我们又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无法自我创造、自我维系，要靠地上的食物、太阳的热量和空气中的氧气。做人，就意味着依赖。
神一次次宣告祂的创造是好的。可随后，神仿佛要引起我们注意，祂宣告有一件事“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创 2:18）。神从不匮乏、从不孤单，但人类靠自己确实缺少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他人。我们依赖他人。我们受造，本来就是为了进入彼此相爱、彼此信任的群体。
对我们而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故事如何映射到我们今日的人生经验上。我们追求掌控，我们渴望爱与被爱，而无论如何掩饰，我们都能感到自己的脆弱。
故事开始没多久，荒谬就悄然登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那蛇引诱我们的始祖走向无法无天：神是个宇宙暴君，祂设立界限，是因为害怕我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3:5）。这试探的实质是要掌控而不要相交。
亚当和夏娃起来了，要按自己的条件称王。他们要抓住恩赐，却否认赐恩者。
与生命之源的关系一旦断绝，死亡便不可避免。羞耻驱使他们躲藏。与神的隔绝，滋生出人与人的疏离：亚当开始甩锅——“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12 节），于是那最核心的彼此依存关系，沦为权力的角力场。暴力、剥削、混乱，侵入了神美好的创造。《创世记》讲的这个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
晚期现代人执意要让现实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即尼采所颂扬的“权力意志”。在技术的加速推动下，权力意志制造的暴力和死亡远胜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创世记》早已料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不过，从哲学角度而言，这个古老的故事还可以深挖。权力本身并不是仇敌；我们受造原是为了掌管。治理是我们的呼召，它只在与相交的呼召割裂时才变质。当人拒绝在爱中依靠，追求掌控就把我们变成叛乱之王，而整个受造界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三卷对观福音书里，耶稣与少年官相遇之前，他遇上了另一群人。而这群人对世界的姿态与我们那位富有的“人生赢家”截然相反：（可 10:13-16）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领受耶稣祝福的小孩子们，与那位忧忧愁愁走开的、功成名就的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这两段经文并排来读，耶稣的信息显得即清晰，又反时代潮流。
富有的少年官径直走到耶稣面前，孩子们却被门徒拦下。门徒就像一群过分卖力的私人助理，替主人节约时间、过滤干扰，他们知道当官的有用，孩子无用。门徒们被当时的文化掳去了，需要耶稣的当头棒喝：不要靠拉动权力的杠杆、积累财富来操纵这个体系，而要“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的国”。
孩子不以自己的需要为耻，反倒坦然拥抱它。他们无须挣得觐见的资格，便白白领受耶稣那份从容不迫、白白赐下的关注。
耶稣张开双臂接纳这种孩童式的依靠，正呼应着《创世记》的老故事。作为受造物，依靠，不是我们的缺陷，而是我们的特色。当我们被创造主拥入怀中，心里有了安放之处，才能伸手去握住邻舍的手，也才能脚踏实地去耕耘大地。学会依靠，才能学会相爱。
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我们总想掩盖自己的脆弱，麻木自己对伤痛的感觉，因为真正的相交总会带来伤痛。用没有脆弱的掌控来应对荒谬，有时候确实能顶一阵子，就像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一样。但如果你拿去脆弱，你也就拿去了爱。而爱，才是我们被造的真正目的。
注意，耶稣说“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的国”，用的却是君王般的字眼：“承受”国度。祂并不是否定人治理的使命，而是在呼召我们回到真实的本相：人要治理，但要以依靠者的身份。基督的道路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结合：脆弱与权柄同在，相交与掌管并行。
少年官走后，耶稣看着跟随祂的人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哪！”（可 10:23）门徒们还没回过神来，他们是耶稣“抗阻学校”里的学生，此刻只能把这诊断当作咒诅来听。彼得替众人开了口，声音里带着难过和无奈：“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28 节）
耶稣本可以对这份忧虑不予理会。但他没有。正如对待那位富有的少年官，他看着他们，爱他们。艰难的诊断已经下了；现在该给的是盼望的药方：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9–31 节）
这应许并不只关乎来世的国度。请注意“今世”二字。虽有逼迫，但这就是值得过的生活，它比那种靠权力意志去建造尼采式王国所带来的麻木与死寂，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我们已经看到，《创世记》如何解释并预告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当我们追求掌控，逃避与造物主、与他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依靠的关系时，混乱便接踵而至。这是个恶性循环：生活越让人感到脆弱，我们就越拼命让自己变得刀枪不入，要么加倍地确定无疑，要么加倍地愤世嫉俗。贾斯汀·贝利（Justin Bailey）说得好：“‘确定无疑’是企图看到一切（好叫任何意外都无从发生）；‘愤世嫉俗’是企图看穿一切（好叫任何人都无法辜负我们的信任）。”这两条路都拒绝了爱的关系所必需的冒险，也因此拒绝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的那种“联结、归属、相通与亲密的生命”。
耶稣完美地活出了人类受造的双重呼召：既彼此相爱，又治理万物。耶稣对彼得和其他门徒说的这番话提醒我们，这种呼召才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当我们不再执迷于让一切人和事都围绕自己转动，我们就真正自由了，可以按照我们被造的本相去治理：向外伸展，在爱中信靠上帝，也依靠他人，依靠儿女、家庭和土地。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Absurdity of Aut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