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自由化稳步发展，但社会似乎开始重新审视美国道德革命的某些成果。
例如，1996 年至 2022 年间，美国成年人中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例从 27%上升到 71%，增长了 44 个百分点。但 2024 年，这个数字开始下降，据盖洛普的数据显示，此后每年都在小幅下滑。如今，支持率为 65%。
同样，认为同性恋关系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比例，已降至十年来最低点（62%）。过去五年里，认为改变性别在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 8 个百分点，跌至 38%。近年来，人们对其他一些现象的接受度也有所下降，比如未婚生子（58%）、赌博（57%）以及青少年性行为（35%）。
这种转变固然令人鼓舞，直到你发现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有些人花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大声疾呼，反对不道德的行为，看到人们观念发生转变，我们当然很想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然而现实却是，人们之所以改变观念，是因为恶果已经显现。
拿赌博来说，很少有美国人是因为听了道理才不再支持赌博的。真正的原因是，自从最高法院在 2018 年对体育博彩全面解禁后，大家亲眼目睹了随之而来的恶果。当赌场进了每个年轻人的口袋，当赌博成瘾的求助热线被打爆，当体育博彩把每一场比赛都变成赌局，合法赌博泛滥所带来的问题，就再也无法让人视而不见了。
同样，人们对性别转换的支持率下降了 8 个百分点，也不是因为我们在辩论中赢了。而是因为其造成的伤害已经确凿无疑，加上那些后悔变性者的亲身经历，让人再也无法置之不理。在这些事件中，非得等到危险充分显露，公众才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支持态度。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探讨为何人工智能的监管往往姗姗来迟时指出：“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只有当某项技术的危害到了无法抵赖的地步，我们才会奋起反抗。我们总是对眼前实实在在的危险反应最快，而对那些假设的威胁无动于衷。”
“当年那些约束工业化发展的法规，正是为了应对那个时代滥用技术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杜塔特接着写道，“如果没有广岛和长崎的惨痛教训，限制核武器扩散的运动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同样，最近这股反对儿童使用智能手机的浪潮，放在 2010 年根本掀不起来。”
他还补充说：“毫无疑问，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们会在吃苦头之前就未雨绸缪。但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质疑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者，还是担忧天网成真的安全倡导者，大概非得等到某些灾难不仅肉眼可见，而且根本无法否认的时候，世人才会真正采取行动。”
杜塔特这里谈论的是科技，但这番话用来形容道德问题也完全适用。它同样描绘出了教会长久以来充满挫败感的经历：教会苦口婆心地发出警告，而这个时代的文化却总是掩耳不闻。
道德的滑坡，到处可见。当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大开绿灯（比如允许赌博合法化），往往也就轻易地为那些你所反对的事物（比如体育博彩泛滥）敞开了大门。我们通常认为，避免滑向深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争论中抢占先机。只要我们能指出纵容不道德行为的最终下场，就能避免恶果的发生。然而，这种做法几乎从来都行不通。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去尝试。我们理当发出警告，因为提前预警是圣经中一贯的模式（参见《以西结书》33 章中的守望者、《使徒行传》20:26–27，以及所有的先知）。但就像先知们一样，我们该有心理准备，听众几乎总是对警告置若罔闻，直到大错铸成。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尽责。对于守望者来说，无论城里的人听与不听，他只要尽到本分，就是忠心了。
当我们认识到警告虽然必要、却鲜有人听从时，我们就可以把关注点从“如何让他们听进去？”转向“在发出警告到面临清算这漫长的过渡期里，教会应该做些什么？”
当不道德行为的恶果最终降临，人们开始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时，神子民的任务就是早已活出了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需要展现出一种清晰可见、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使人在寻找出路时，可以看见、接受并效法。
这样做，我们就是在依循圣经中的另一个模式，也就是《耶利米书》29 章里提到的：盖造房屋，栽种田园，娶妻生子，为那城求平安。在这个你暂时无法改变的文化环境中，坚持操练长久、忠心的同在。
可是，“长久忠心的同在”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这听起来似乎很被动，甚至有点失败主义的味道，感觉就像是我们已经放弃了改变世界一样。但事实绝非如此。它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种不同的、却常常被忽视的机制来改变世界。
我们改变世界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影响力、教导和效法。
影响力是指运用说服力和压力：塑造舆论、赢得辩论、动员选票、掌握文化话语权。教导是指知识的传递：教书、讲道、解释、警告。而效法则是通过活出生命来带来改变：活出一种能让旁人看得到的生活，好让他们在寻找更美好事物时，能够来效法。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教会把重心押在了前两种方式上。我们建立或试图掌握具有影响力的机构，以期赢得这场文化之战。我们也大力投入教导，源源不断地对文化的走向发出警告。
这些努力虽然没有白费，但也算不上多么有效。这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那就是人们在改变生活之前，会先改变观念。然而，这一预设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之上：只要我们说得足够清楚、声音足够大，社会就会在灾难到来之前悬崖勒马。
效法的原理则恰恰相反。它不需要提前说服世界，只要求当人们最终恍然大悟时，我们的邻舍能看到一个好榜样。这就好比听一场营养学讲座，和观察一位真正恢复健康的朋友之间的区别。你可能听了好几年的讲座，频频点头，却依然故我；但当你的健康开始亮红灯时，你一定会给那位朋友打电话，问她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并不是说影响力和教导毫无用处。然而，如果能以效法贯穿始终，这两者往往能发挥更大的功效。这与狄马可（Mark Dever）所倡导的门训模式不谋而合，即“生命 → 真理 → 生命”：“你的生命应当吸引人来听你宣讲；你的教导应当促成他们生命的改变；而他们被改变的生命则能具体展现你所教导的真理，进而吸引更多人去听他们宣讲”。
当然，狄马可并不是这种模式的创始人，他是从那位亲身活出这真理的主那里学来的。
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要靠辩论说服世界去信主。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6）。这种模式就是先活出来，再讲出来。因为一个看得见的生命能让所传递的信息更具说服力，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信仰是切实可行的。
如果人们非要等到危害彻底暴露才肯回头，那么教会最常忽略的策略恰恰是一条极其合乎圣经的策略：当破败与废墟再也无法掩盖之时，成为那个仍然屹立不倒的见证。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o Wait for Cultural Reck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