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的文化战争主要在有线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展开。双方阵营泾渭分明、道德立场绝对，每个人都坚称历史最终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但在这些喧嚣之下，一个老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是什么样的思想，塑造了我们对善与恶的看法？
如今我们围绕自由、公义与身份而展开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或政治之争，它们更是道德视野的较量。思想依旧驱动行为，也仍然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理由，有时甚至让我们不自觉地为错误开脱。四百年前，英格兰也经历过自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不是在屏幕前，而是在讲堂、讲台和法律文本当中。那些争论承载着真实而沉重的道德后果。
在《美国奴隶制的思想源头：近代大西洋世界中的英格兰思想》（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 English Ideas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一书中，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宪法研究助理教授约翰·塞缪尔·哈普姆（John Samuel Harpham）梳理了 1550 至 1700 年间英格兰思想家如何重塑道德哲学。这场始于民法与自然法的辩论，最终竟演变成支持“拥有他人”的理论根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让近代早期的英国人选择为奴隶制的罪恶辩护，并将其加速扩张到今日美洲的土地上。
哈普姆教授在书中坦言的研究动机，恰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他写道：“我想要知道，这个美国史上最深重罪孽的制度，当初为何不仅被视为必要之举或牟利手段，更从道德层面被认定为正当行为。”他补充道：“我必须弄清楚，倘若我早出生两百年，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我会给自己什么样的道德解释？”（第 1 页）
《美国奴隶制的思想源头：近代大西洋世界中的英格兰思想》
约翰·塞缪尔·哈普姆（John Samuel Harpham）著
1550 至 1700 年间，是英格兰大西洋世界奴隶制度形成与扩张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关于奴隶制的讨论，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为什么自由人可以变成奴隶？
约翰·塞缪尔·哈普姆通过研究指出，英国学者在可追溯至古代世界的思想传统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思想在罗马法体系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后来也成为美国早期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出版社，368 页。
这本书，就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根据哈普姆对英国思想史的梳理，在近代早期，民法传统战胜了自然法传统，成为英国主导性的法律思想。自然法传统受亚里士多德影响，他主张某些人生来就该被统治，不论其法律地位如何。而源自古罗马法典的民法传统则宣称人生而自由，但有些人可能因意外或不幸而成为奴隶，最常见的情形便是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法传统的胜利反而使奴隶制更根深蒂固。自然法奴役论因需要论证“天生劣等”而存在道德局限，民法传统却无需此类辩解。通过将奴役定义为战争或意外的法律后果，英国思想家既能在理论上拥护天赋自由，又能在实践中维持奴隶制度。哈普姆指出，这种法律形式主义反倒构建了一套更宽泛、更持久的奴役框架，使其在大西洋世界快速蔓延。
哈普姆细致梳理了民法传统中大量的重要著作。该传统可追溯到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编纂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他展示了英国如何吸收并改写这些思想，体现在如下文献中：《英格兰的法律与习俗》（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约 13 世纪，常被认为出自布拉克顿〔Henry of Bracton〕），约翰·勒·布雷顿（John le Breton）的《布列顿法典》（Britton，约 13 世纪），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的《盎格鲁共和国》（De republica Anglorum，1583），约翰·考威尔（John Cowell）的《法学原理》（Institutes，1605），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1625），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的《法学原理》（Institutes，1628），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1651），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二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
通过这份广泛的思想地图，哈普姆揭示了英国思想界如何既宣称人生而自由，又同时主张“某些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变得不自由——成为奴隶”。让这矛盾得以成立的关键理由是：奴役比死亡更可取。正如哈普姆总结的那样：“当人们认定没有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时，奴隶制度便获得了正当性。”（170 页）
遗憾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固守于根植于确认偏见的二元意识形态选择：要么死，要么成为奴隶。当时的决策者是否认真考虑过那些会削弱自身财富、土地或权力的替代性思想？答案是否定的。同样，我们应当警惕那些将复杂问题简单二元化的修辞手段——这种简化往往能为掌权者或谋权者带来明显利益。
尽管哈普姆深入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家在奴隶制上的思想传统，但他至少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来源：英国的基督徒。
毫无疑问，正如哈普姆简要提及的那样，西班牙人与英国人都曾用“传福音”作为奴役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理由：“英国人在美洲的扩张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意在将当地居民转化为基督徒。”（69–70 页）
哈普姆也对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与摩根·戈德温（Morgan Godwyn）两位牧师的思想也有所涉猎。例如，他引用戈德温的批评：“我们这些种植园主（即奴隶主）顶礼膜拜的神祇无非是‘利润’，他们信奉的上帝，就是‘利益’”（175 页）。哈普姆也讨论了英国人关于受洗归主是否应使奴隶获得解放的争论。但总体而言，他在选择研究的文本和人物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通过这种方式，哈普姆仅触及了基督教思想遗产中关于奴隶制度的表面论述，却忽视了当时英国社会观念中始终存在的、对奴隶制默许支持的深层基督教思想根基。
哈普姆在书中说明，他的研究灵感来自历史学者戴维·布里昂·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的鸿篇巨制，其成果最早发表于普利策奖作品《西方文化中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哈普姆的著作确实在梳理该时期思想传统方面有所深化拓展。但读者仍可能更推崇戴维斯著作的广度，因为戴维斯对基督教文献（包括讲道、神学著作及其他基督徒著述）的挖掘更为全面深入。此外，乐马可（Mark Noll）的两本著作：《太初有道：圣经与 1492–1783 年的美国公共生活》（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Bible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1492–1783）以及虽聚焦稍晚时期却颇具深度的《南北战争是一场神学危机》（The Civil War as a Theological Crisis），都对基督教思想资源进行了更丰厚的整合。
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几乎人人自认是基督徒。虽然他们的思想可能受到亚里士多德或民法传统的影响，但如果要全面研究 1550 至 1700 年间英国思想传统，就必须深入基督教的思想矿藏。如果哈普姆在这方面进一步展开，他不仅能更有力地说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对奴隶制的广泛认同，也能为他将要展开的、关于美国奴隶制思想延续性的研究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审视早期美国奴隶制时，难免会问：他们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哈普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意识形态。他有力地指出，民法传统为近代早期的英国人提供了继续参与罪恶所需的理论依据。这套“源自古罗马复杂法律文献的思想传统”（51-52 页），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但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归咎于“是意识形态逼他们这么做的”。事实上，那些几乎全民自称基督徒的英国人，主动允许了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主导自己的行动，去奴役、物化、伤害同为上帝形象承载者的同胞。更诚实的答案应该是：驱使他们奴役他人的行为，来自未经省察的、根植于世俗意识形态的自利信念，而不是基于圣经、服务邻舍的信仰。
基督徒必须诚实面对我们自身的倾向：我们很容易被政治力量、大众流行观点，甚至教会领袖的权威所蒙蔽。因此，我们应当与其他基督徒、与教会群体共同以圣经真理为镜，时时检视自身观点。事实是，如果不锚定于神全备的旨意，我们就会随从文化的浪潮漂荡，有时甚至沦为贬损、摧残上帝形象承载者的推手。
十八世纪末废奴主义的兴起源于多重因素：强调自由独立的哲学思潮兴起，印刷媒体和新闻业的扩张使不为人知的悲剧与个人经历得以曝光。但若没有那些被奴役者以惊人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向倡导者诉说真相，一切舆论推动都将无从谈起。基督徒虽参与了这段历史，却大多是在文化潮流转向之后。可悲的是，基督徒未能成为先驱，尽管（值得感恩的是）部分人后来抓起船桨加入了航行。
我们理当颂扬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后世英国基督徒，他们直面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势集团，重新回到圣经真理：每个人都是按着上帝形象所造（创 1:26）。在践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 7:12）的原则时，他们顶住了巨大压力，这些原则本身即是对奴役行为的否定。虽然《美国奴隶制的思想起源》主要面向学术读者，但它提醒每位基督徒：我们必须以圣经准则为标尺，不断审视所处文化的伦理观念。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Ideology Made American Slavery Seem Mo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