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否拥有一种被称为良知的内在道德罗盘，提醒我们分辨对错？还是说，我们的道德倾向充其量不过是个人的偏好而已？个人道德责任这一观念并非基督教所独有，世界各大主流宗教对此都有各自的阐释。印度教徒与佛教徒相信业力，认为各人自担其果，他人不可代受。对他们来说，归信基督教的一大障碍恰恰在于他们难以相信别人可以替自己承担行为后果。穆斯林相信所有人必须按照神的律法正确地敬拜神。这与下述信念一脉相承：人皆拥有一种真实（即便尚不完美）的内在道德指引，它虽受制于人类所处的现实境遇，但其核心却是由造物主亲手植入（参见 诗 19:1–6；罗 1:18–20，罗 1:2:12–16；启 14:6–7）。约翰·加尔文便将良知视为“神性感知”（sensus divinitatis）的体现，即人类对神之存在与主权的与生俱来的认知（见《基督教要义》，1.3.1）。
然而，这种个人道德指南之所以能成立，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客观外在的现实，即一个个人的良知真实（尽管不完美）地与之呼应的现实。客观的对错取决于客观的现实。如果那种外在现实不存在，良知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道德主张将沦为纯粹的私人偏好。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 1974 年发表的文章《不靠谎言而活》（Live Not By Lies——不是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2020 年那本同名著作！），呼吁苏联极权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人民，要鼓起勇气。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苏联的本质特征在于“虚妄”（vranyo）：即蓄意的欺瞒与对现实的扭曲。
他所呼召同胞们表达的勇气，并不是革命的勇气。他和他的同胞已经见识过那些恶果，就是：
那些自命不凡的青年，试图通过恐怖、血腥的暴动和内战，来（号称）让国家走向公义与安康。
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公义、繁荣，反而制造了贫困、监控、审查、绝望：“卑鄙的手段导致了卑鄙的结果。"索尔仁尼琴也不是鼓励人民走上街头公开抗议，因为苏联共产主义早已系统性地摧毁了所有支撑自由民主的制度和机构——独立媒体、抗议游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索尔仁尼琴呼吁人们重新唤醒自身对真伪是非的良知信念，并且——这是关键所在——要有勇气在公共生活中将这些信念付诸行动，拒绝参与任何违背他们所知之真实现实的言行。“不靠谎言而活”有两层含义：不让你的生命被谎言所定义；以及由此引申出不以参与谎言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索尔仁尼琴相信，拒绝附和那些明知不真实的东西，这种沉默的抵制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积极影响。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活出“精神的独立”，而不是“精神的奴性”。他所指的精神，不是超自然或宗教层面的东西，而是人内在的刚毅。这假设了一个人拥有——并且认识到自己拥有——充分认识现实、从而分辨真假的能力；一种与外在现实的主观联系，这种联系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使个人能够识别出人类权威何时是错的。索尔仁尼琴心中所想的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府，但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人类权威，包括家庭、族群或宗教领袖。索尔仁尼琴知道，勇气和懦弱都有塑造人的作用。习惯会随着时间自我强化，所以人会被“造就”——即被塑造——“偏向真理或偏向谎言。”
这些关于现实之存在与本质的内在信念，以及在公共生活中践行这些信念的勇气，正是人们所说的良知。这与单纯的个人偏好不同。虽然这些内在信念必然是私密和主观的，但它们被视为与外在的、共享的、客观的现实有着真实的连接。因此，它们是对公共真理的（可能不完美的）感知。只要它们是真实的，它们就不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是真的，而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的。
索尔仁尼琴期盼，基于良知的真理所具有的公共属性，能够揭露维护苏联共产主义系统性谎言所必需的暴力，并借由这种揭示，瓦解整个体制：
因为暴力除了谎言无以遮羞，而谎言唯有依靠暴力方能苟存……当人们摒弃谎言，谎言便不复存在。
因此，维持这种系统性谎言所需的暴力也就不再必要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西方，良知受到的威胁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可能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的那样“娱乐至死”，任由我们所享有的财富、舒适与安全感钝化良知，使我们不再追求真理与正义，只顾享受生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退缩到部落化的回音室里，在嘲讽异见者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成见。无论是感官享乐还是部落化的纷争，与追求真理相比，它们都更多地是让我们停留在对舒适与安全的寻求之中。凡此种种，不过是“靠谎言过日子”的不同变体罢了。
因此，抵御这些威胁的方法，与抵御极权国家谎言的方法类似。我们必须再次直面自己的良知，面对那不容否认的认知：无论我们个人感受如何，有些事物本身就是真实的，因而具备普世的真理性。如果它们对每个人都是真的，那么出于爱的至善之举就是有勇气去寻求它们、按它们而活，并呼召所有人都同样行，尤其是在坚持真理需要付代价的时候。
近来，社会评论界察觉到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一股“氛围转向”（vibe shift）[1]，开始反思并抵制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所倡导的激进无神论，以及与这种无神论相关的“强硬世俗主义”。这种世俗主义视超自然信仰为无稽之谈，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这种世界观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人们对超越性事物产生了新的兴趣，就是那些深邃、宽广、恒久、不仅能引导个人、也能引导家庭、社会、甚至整个文明的现实。不靠谎言而活，这个愿景鼓舞人心。
有良知、道德正直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确实存在，尽管他们的道德缺乏超验的根基，使其在哲学上显得单薄，因此不可靠、不稳定。例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捍卫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赋予我们的价值观而闻名”，尽管他的伦理观更像斯多亚主义而非宗教信仰。他正确地认识到，几千年来，不同的宗教如何在超越性的框架中塑造了个人的良知。宗教在最终的宇宙权柄，即神自己面前提供了一种个人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足以将个人锚定在社群之中。基于宗教的道德塑造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甚至整个文明。
这种非基督教的良知型道德既是一种益处，也是一种障碍。益处是神的普遍恩典提供了实质性（尽管总是不完美的）世俗和平与和谐。世界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但这种益处往往会（通常？几乎总是？）阻碍人们感知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2] 单靠良知不会引导任何人归向基督。
有良知的道德对这世界来说是好的，但在那位令众天使肃然高呼“圣哉”的“烈火”面前，却永远不够好。唯有
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来 9:14）
悔改与信心的呼召，是向着被福音光照过的良知发出的。真正的悔改源于内心深处的认知：我在全能的创造主和审判者神面前不义；我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弥补这个过犯；唯有基督成就了一切，使我与神和好。
不靠谎言而活，需要对真理有足够的信心去践行它。圣经的福音为我们的永恒归宿提供了确据。绝对的确定对凡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对确定所需的全知唯独属于神。但神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使我们可以确信圣经中的基督是真实的。新约不是建立在神话之上，而是建立在目击者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见证之上（路 1:1-4；约 20:30-31；彼后 1:16-21；约壹 1:1-4）。
福音所要求的悔改包含着理性层面的反思。我们可以宣讲、论证、教导悔改的道理，但绝不能把它降格为仅仅在头脑里接受一堆宗教教条。有良知的悔改会触动人的情感，也常常会以情感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仅靠情绪主义是无法产生真实的悔改。有良知的悔改正体现了“真挚”一词最深的含义：它是整个人对“耶稣里的真理”（弗 4:21）所做出的真切回应。
从根本而言，道德倾向不是个人偏好或文化时尚的表达。它们是神所赐予、挥之不去的对公义和正义的渴望。索尔仁尼琴呼召他的同胞在苏联共产主义下鼓起勇气行使他们的良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呼召人们从世俗享乐和回音室的安全感中走出来，在这世上过有道德责任感的生活。我们需要呼召他们勇敢地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不靠那与神分离的谎言而活，也不靠那以为自己的宗教虔诚能让神满意的谎言而活。我们要活在基督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 肖恩·莫纳汉（Sean Monahan）可能是在一篇Substack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他指的并非某种特定的宗教转向，而是人们兴趣和期望的动态与方向发生了变化。最能描述这种转变之宗教维度的两本书是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的《奇异仪式》（Strange Rites）和贾斯汀·布莱尔利（Justin Brierley）的《令人惊讶的信仰重生》（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及其同名播客。英国圣经公会（UK Bible Society）记录了英国所谓的“静悄悄的复兴”（quiet revival），尽管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也承认，早先报告中的基础数据存在缺陷。另见德里克·里什马维（Derek Rishmawy）去年年底的文章。
[2] 事实上，基督白白赐下的赦免往往会刺痛那些在宗教与道德上自矜自恃的人，因为这剥夺了他们凭借自身道德与虔诚所积累的“功德”。以耶稣对待那位名声狼藉的“有罪妇人”为例，她流泪膏抹耶稣的脚，令人惊异的是，耶稣赦免了她的罪，却并未预先要求她通过某种苦修或补赎来改过自新（参见 路 7:36–50）。也正因如此，保罗在第五章描绘了恩典的荣光之后，紧接着写下《罗马书》第六章，来反驳那种“白白的赦免会鼓励人犯罪”的质疑。
原文刊载于澳大利亚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ive Not by Lies: Individual Conscience and Objective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