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历史是一幅普世画卷，由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启 7:9）“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见证人”（来 12:1）共同织就。约翰在异象中所见的神国最引人注目的特质，莫过于来自不同族裔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同心敬拜复活的羔羊。
到了 20 世纪，福音派运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普世化发展，预演了这幅末世图景。福音派虽源自西方，萌芽于宗教改革与几次大觉醒运动，但 20 世纪的历史表明，传福音的工作不再以西方人为主导。如今，福音派基督徒以及认同福音派神学立场的人，已遍布全球各个角落。
尽管福音派的影响力不断扩展，美国福音派却陷入定义危机。在有线电视新闻主播和文化评论员口中，福音派往往是一个政治票仓的代名词，而不是一场基督教运动。结果，那些持守传统福音派立场的美国基督徒，开始激烈争论这一词汇是否还有保留的价值。
把“福音派”这个词的使用权拱手让给世俗民调机构，体现了一种狭隘的美国中心主义。这种视角切断了与全球福音派大家庭的深刻联系，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校园团契主席汤姆·林（Tom Lin）指出：
任何对福音派或福音派主义的评估，都必须放在普世教会的处境中来做。一些美国福音派决定弃用这个词，这对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是一种漠视；它反映出美国例外论和自我中心最糟糕的冲动。美国福音派可以独自行事的时代早已过去。哪怕只是粗略看看普世教会，也能为福音派的未来带来极大的盼望。
只要美国基督徒能够体会到普世福音派运动的美善、奇妙以及其宏大规模，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去重拾美国福音派的神学与宣教遗产。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种被文化和政治捆绑的流行福音派叙事，更是与失散多年的家人团聚。
对许多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合一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然而，基督用宝血建立了基督徒群体，我们尽一切努力与这个身体合而为一时，就会体验到一种极其荣美的奥秘。
在梳理了当代美国福音派面临的挑战之后，让我们从释经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界定福音派，看看它在普世教会中的广泛影响，并理解为什么美国福音派应当去澄清“福音派”这个词，而不是直接抛弃它。
对于人们为何误解福音派运动，美国人各有各的亲身体会，但历史学家托马斯·S. 基德（Thomas S. Kidd）归纳了扭曲大众认知的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福音派运动自身的成功。到了 20 世纪中叶，许多美国人从小就假定自己是福音派，因为在当时，“福音派”几乎成了“新教基督徒”甚至“美国人”的同义词。这意味着，你生来就是福音派，而不是通过“重生”成为福音派。基德指出的这第一个因素，为 21 世纪迅速蔓延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其次，基德提到了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政治站队，这也加剧了对福音派身份的混淆。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以来，自称白人福音派的人群经常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会套用福音派的行话，并承诺任命保守派的大法院法官。
最后，基德指出了现代民调的弊端：任由受访者自称“福音派”，使得研究者几乎无法区分真正持守信仰告白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政治行为上有何特点。近期一个引发广泛关注（但也存在争议）的焦点数据就是：2016 年有 81%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投票支持了特朗普。
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前院长马克·拉伯顿（Mark Labberton）指出：
2016 年的大选或许是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却不是根本原因。首先必须说明，眼下这场争战与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几乎无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日常用法中，“福音派”一词已从指代一套神学立场，演变成了某种带有政治色彩、动辄引发激烈情绪的神学品牌。在当前语境下，福音派混杂了神学观点、党派政治争论、地方权力板块、民粹主义诉求、种族偏见以及文化焦虑，这一切都在恐惧的气氛中糅杂在一起。难怪人们越来越难说清自己是否还是福音派了。
基德质疑道：“那些告诉民调人员自己是福音派的特朗普底层支持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去教会吗？他们的生命是否展现出恩典带来的更新体验？”基德认为，这些民调结果反映出福音派一词的整体稀释和政治化。这个 81%的数字表明，福音派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学标签，偏离了它长期以来在神学和宣教上的根基。
这种在流行文化和福音派内部蔓延的复杂现象，导致许多持守信仰告白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认为这个词已经失去了价值。然而，尽管美国社会对福音派一词充满混乱，甚至想要将其抛诸脑后，但这背后关乎的利益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远。
与二十四小时有线电视新闻的耸动言论、社交媒体大V的即时热评相反，识别福音派基督徒是有历史与神学依据的。这套依据既具有全球性的相关性，也在各地语境中有实在的意义。
从释经角度来看，“福音”（evangel）一词的意思是“好消息”。这一含义源自希腊文 euangelion，新约圣经作者常用它来指代“好消息”。例如，耶稣作为神的儿子降临世间，为困苦的人类成就神的救恩计划，这就是“好消息”。简而言之，福音派基督徒就是“好消息”的人，或有“福音”的人。
戴维·贝宾顿（David Bebbington）归纳了这群福音之民的四大核心特征，已被广泛认可为福音派基督教的标志：归信主义（conversionism），认为生命需要改变；行动主义（activism），通过实际行动践行福音；圣经主义（biblicism），对圣经的特别尊崇，以及十架中心主义（crucicentrism），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贝宾顿从神学与宣教角度作出的定义，描绘了普世福音派的精神特质，但缺乏一种机制，将个人或教会与这四大特征具体关联起来。
乐马可（Mark Noll）也承认，要界定谁才算福音派确实相当复杂。他和几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三个重叠的群体，他们虽然对自身的福音派身份认知有所不同，但都源于共同的历史与信仰立场。
先从最容易量化的说起：主动认同的福音派（intentional evangelicals），他们明确认同这一名称，并将自己的事工归入其中。第二个群体大得多，称为历史性福音派（historically evangelical），因为他们隶属于各类机构、志愿团体和组织，而这些机构历来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福音派事业。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群体是功能性福音派（functionally evangelical）。他们虽然与福音派运动联系松散，却持守着传统福音派的信仰与实践。
功能性福音派这一分组，引出一个重要问题：自我认定是否必要？在统计全球福音派规模时，对于是否应当将未明确表态认同的人纳入福音派范畴，顶尖学者们意见不一。
例如，蒂莫西·拉森（Timothy Larsen）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不该把一个别人可能抗拒的标签强加于他。考虑到西方历来有给多数世界（Majority World）加标签的倾向，拉森尊重个人自主权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另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则倾向于以更细致的标注，把这类基督徒纳入福音派的范围。
我之所以主张谨慎地将功能性福音派纳入数据统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确理解和评估那些在神学与宣教立场上与我们一致的基督徒。鉴于目前有些人虽然自称福音派，却根本不认同传统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一努力对于澄清由此带来的混淆尤为重要。
20 世纪初，主动认同的福音派和历史性福音派几乎完全分布在西欧和北美。但正如诺尔所指出的：“如今，仅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地区，福音派基督徒的数量就超过了欧洲和北美洲的总和。”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用数据清晰地展现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这一巨变：
这些数据令人震惊。在 1900 年至 2000 年间，非洲的基督徒人数从 1000 万猛增至 3.6 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0%飙升至 46%。如果这还算不上人类历史上在如此短时间内规模最大的宗教变迁，那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近几十年来，全球福音派基督徒人数从 1970 年的 1.12 亿增长到 2018 年的 3.86 亿，其中绝大部分增长都发生在西方以外的地区。
詹金斯在思考 21 世纪初全球基督教的状况时强调：“基督教增长最有活力的中心依然是非洲本土，以及环太平洋这个基督教弧形带。如今，非裔和亚裔已占全体基督徒的 30%左右，这一比例还将持续上升。”
全球福音派运动的肤色正在变得越来越深。1900 年，仅有 7.8%的福音派基督徒生活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而到了 2018 年，这一比例已高达 7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福音派人口最多的 10 个国家中，有 9 个位于全球南方，美国是前十名中唯一来自全球北方的国家。
至少在新冠疫情爆发和近年的打压之前，詹金斯曾预言，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丰硕的属灵收成可能出现在中国。中国虽然位于赤道以北，但它延续了福音派在西方以外地区的爆发式增长。福音派的传播与影响构建了一个延伸至全球的网络，在普世基督教运动中，只有罗马天主教会能与其媲美。
全球福音派的图景中充斥着冠以福音派之名的各类机构与组织。拉森谦逊地指出，虽然“福音派”一词在不同地区的含义不尽相同，但这些组织的成员确实同属于一场相互交融的国际性运动。其中包括拉丁美洲福音派神学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非洲福音派神学期刊（African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y）、亚洲福音派神学期刊（Journal of Asian Evangelical Theology）以及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America）等众多机构。
全球福音派基督徒是世界宣教事工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多数世界的基督徒领导着诸多引领这场运动的机构，例如国际福音学生联谊会（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前身为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导航会（Navigators）、校园团契以及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借着各项事工伙伴关系，多数世界的福音派神学家与圣经学者正不断成长，其中包括兰姆伙伴关系（Langham Partnership）的学者计划，以及唯独媒体（Sola Media）的“全球神学”（Theo Global）倡议。正如汤姆·林所指出的，全球福音派基督徒不再完全依赖西方神学院来读学位，也不再仅靠西方出版社的译作。如今，基督徒们正用母语撰写神学教材和学术著作，造福全体神的子民。
问题仍然是：面对这场完全出于神大能的作为的运动，美国福音派会与它脱钩吗？如果屈从美国国内对这一词汇的混乱理解，而抛弃福音派之名，恐怕正说明美国的基督徒没有倾听普世弟兄姊妹的心声，未能加深和他们的情感，也未能为着自己属灵的成长与兴盛而依赖他们。
世界福音联盟的布赖恩·斯蒂勒（Brian Stiller）痛心地指出，美国基督徒选择不再自称福音派，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原因：美国人认为自己才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将当前第一世界的争议强加给全球数以亿计的基督徒，那不仅是错误，更是一种新型的第一世界知识殖民主义。
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任重道远。我们肩负着一项喜乐的使命，在国内澄清并确立以神学和宣教为核心的福音派基督教。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会有幸去进一步认识、理解、关爱全球的弟兄姐妹。
我们还可以去探索，如何在不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有意义地参与到普世福音派运动中。这种大家庭式的参与，很可能重塑我们使用福音派一词的方式，以回应北美对这个词的混乱认知。
主动回归普世福音派大家庭，将促使那些长期缺乏普世异象的美国基督徒焕发出全新的热情，借着福音使神的子民归为合一；同时，神也将在我们所处的角落里，借着独特的喜乐与压力使我们成圣。这种积极参与普世教会的姿态，将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宣教动力的温床，直到我们的君王再来。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et’s Reclaim ‘Evangelical’ for the Sake of the Global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