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福音派从许多方面重新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丰富宝藏。这并不是说，福音派新教徒过去对教会历史毫不关心。他们始终持守着历代教会传承下来的正统信仰，只是福音派运动的强项往往在其他方面：圣经释经、讲道、灵命操练、宣教与传福音、政治参与，甚至大众传媒。
但如今，无论是福音派神学家、牧者，还是平信徒，关注早期教父、中世纪神学家、宗教改革家，以及宗教改革后的经院神学家，都已不鲜见。
这种重新研读历代教会的思想、从中汲取养分的努力，通常被称为“神学回溯”（theological retrieval），已经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实。举一个例子：2016 年夏天，网络上爆发了有关三一论争论。如今，这场争论大体已有定论，明确依循信经的三一论表述得到了肯定。福音派也重新看见，《尼西亚信经》关于三一神的教导有着深厚的圣经根据。
有些人希望更进一步，不只重拾历代教会关于神的教义，也特别希望重新发掘历史上的政治神学思想。从某个角度说，这很值得欢迎，但也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新教徒究竟应当怎样开展神学回溯？以下几点建议，或许能帮助我们在重拾传统时，始终忠于圣经。
我们必须记住，教义有轻重之分。每项教义都重要，却并非同等重要。有些教义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核心，另一些则由这些核心教义推导而来，也以它们为依据。推导的环节越多，我们对最终结论就越需要谨慎。
例如，三一论比教会治理的具体形式更为重要。持守《尼西亚信经》所宣认的三一信仰，比选择长老制或公理制更重要。
重新发掘政治神学时，我们也应记住这一点。政治神学本身的重要性不及三一论。这不是说它不重要，或不值得认真研究。但今天的基督徒若更看重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圣子神性的论述，而不那么看重他对奴隶制是否合乎正义的看法，并不能因此就说他们只是在挑选合自己心意的部分。
即便在政治神学内部，自然法、人的自由与尊严等基本原则，也比具体应用更有分量，因为具体应用始终离不开当地的特殊处境。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督教传统并非整齐划一。古代信经和大公会议所概括的教义，构成了正统信仰的基本界限。在少数教义问题上，只有一种可接受的正统立场；但在许多其他问题上，正统信仰之内仍容得下不同看法。因此，与其说只有一个传统，不如说存在多种传统。
政治神学在这方面尤其复杂。究竟谁的政治神学更应受到重视？是君士坦丁之前几个世纪受逼迫的早期教会，还是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时期的教会？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支持者，还是主流宗教改革者？是主张教会独立于国家的自由教会运动，还是主张国家有权管辖教会事务的伊拉斯都主义者？是苏格兰圣约派，还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浸信会信徒？抑或另有其人？
如果把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奉为理想，认定基督教的信息必然会引向今天这样的局面，那是错误的。但如果认定必须恢复过去某个“黄金时代”，并以它作为基督教立场的最终标准，也同样危险。
无论如何，政治原则都必须结合当地处境来应用。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方。回溯传统不等于复古，不是把过去的一套安排原封不动地恢复过来。历史既不是一部不断进步的故事，也不是一部一路衰败的故事。有些历史发展确实是进步，例如废除奴隶制，基督徒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
我们不应利用传统为自己预先认定的主张服务。例如，有人拿奥古斯丁的“爱的秩序”（ordo amoris）这样备受尊重的原则来掩饰种族偏见，这种做法就是在滥用历史。
又如，有人援引中世纪的表述“恩典并不摧毁本性，而是成全本性”（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ficit），暗示人在堕落后的处境中，凡是所谓“自然”的事物，都可以不加辨别地保留下来。但这句话原本强调的是，恩典保全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它并不是在为堕落之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背书。
我们不应对传统全盘接受。这就触及了新教徒回溯传统的核心原则：基督教传统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唯有圣经是神所默示、无误的话语，始终拥有最高权威。面对我们敬重的传统和信仰前辈，我们完全可以既肯定他们的贡献，也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们可以赞扬路德对唯独因信称义的捍卫，同时承认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有罪的、令人反感，也违背了圣经。我们可以借重阿奎那的基督论，同时拒绝他认为女性低于男性的看法。我们可以珍视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贡献，同时批评他对奴隶制的立场。
回溯传统，不是要让历史取代圣经，成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权威。相反，认真研究基督教历史，会让我们看见，历代基督徒与我们一样，都曾努力遵照神的话语生活。他们有值得效法的地方，也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失败。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trieve the Past. Retain the Truth..
